1942年，赵培宪被俘，日军拿他练刺杀，突然他摸到了裤腰带，而且有点松，顿时，他找到了逃跑方法。 2007年6月，昆明一位87岁的老人安静离世，身边放着一份泛黄的控诉书，上面的字迹早已斑驳，却字字泣血，记录着1942年那个惨绝人寰的午后，这位老人叫赵培宪，他的经历是日军侵华暴行最鲜活的铁证，而他也是340名被当作练刺刀活靶的同胞中，唯一逃出来的人。 赵培宪出身陕西临潼的普通农家，小时候靠种地谋生，风吹日晒练出了一副结实身子骨，17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血气方刚的他背着简单的包裹，一路步行投奔延安，硬生生挤进了八路军的队伍，从最基础的文书做起，凭着勤快和机灵，一步步走到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位置，连朱德同志都常找他协助起草作战计划。 可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2年的太行山大扫荡，当时赵培宪刚接到新任命，还没来得及报到，就跟着左权、罗瑞卿的队伍参与突围，三百多人弹尽粮绝仍拼死抵抗，最终还是被日军从侧翼包抄，赵培宪不幸被俘，被押往太原东北一个名叫工程队的地方，表面是劳役场所，实则是日军关押战俘的人间地狱。 在这里赵培宪每天被强迫挖沟修路，累得直不起腰，可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当时日军兵力紧张，新来的新兵大多是没上过战场的菜鸟，胆子小、刺刀术也稀松，丧心病狂的日军，竟想出了用活人当靶子练手的损招，既省子弹，又能逼新兵壮胆。 他们把战俘分批拉到城外废弃的赛马场，那里杂草丛生、沟壑纵横，沟边堆满了新旧尸体，衣服撕烂、刀口深陷，血干后结成黑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日军第13大队大队长安尾正纲坐镇现场，下令把俘虏反绑双手排成一列，让新兵一个个上前刺杀，首批219名战士全部遇害，后来又拉来120人，其中还有50名女八路，无一生还。 赵培宪被排在队伍里，双手被粗麻绳捆得死死的，手腕勒出深深的血痕，疼得钻心，但他没有慌，常年的机要工作让他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赵培宪发现捆绑自己的布条，在颠簸中松了些。 当日军新兵端着步枪、抖着枪杆走到他面前时，赵培宪瞅准时机，猛地抬起膝盖顶向新兵小腹，趁着对方倒地、刺刀甩飞的间隙，胳膊往后一使劲，布条“啪”地一声断了，双手瞬间获得自由。 赵培宪转身就跑，几十米外就是一道两米多深的沟壑，里面长满了枯枝和荆棘，他想都没想就纵身跃下，坚硬的枯枝刮破了脸颊，后背重重撞在石头上，荆棘的尖刺穿透衣料扎进皮肤，可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身后是日军的嚎叫、枪声和石头坠落声，赵培宪坚信活下去才能揭露这滔天罪行。 赵培宪蜷在荆棘丛里屏住呼吸，日军在沟边来回搜寻，胡乱开枪，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碎石渣溅在身上生疼，赵培宪始终没有动一下。 直到日军骂骂咧咧地离去，赵培宪才瘫倒在地，后来凭着在八路军长跑比赛拿过冠军的耐力，绕荒山野岭，饿了挖野菜、渴了舔露水，几天几夜后终于逃回了总部。 逃回来后，赵培宪没有沉溺于逃生的庆幸，而是立刻拿起笔，以培宪为笔名，在1942年8月2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军用战俘当活靶的暴行，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1956年，新中国最高法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赵培宪委托公诉人宣读自己亲笔写的控诉书，字字清晰地列出日军暴行的日期、地点和人数，连参与组织暴行的战犯住冈义一，都当庭认罪服法。 晚年的赵培宪定居昆明，身体硬朗，最爱跟年轻人讲老八路的故事，他常说自己活着，不是为了享福，是为了替那340名同胞，记得日军的罪行，记得那些没来得及喊完抗战胜利万岁就倒下的战友。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