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明仁去北京开会，带枪进了会场，大会秘书长彭真让贺龙帮忙，把陈明仁的枪收了，贺老总不愿得罪人，叫来迟浩田，说道：小迟，你去把陈军长的枪收了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5年，缅甸边境回龙山的战壕里，硝烟刚散，蒋介石听完前线战报，从随行箱里取出一把德国造镀金手枪，郑重地交给了打下这场硬仗的陈明仁，枪身上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九毫米口径，做工考究，对一个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摸爬滚打出来的军人而言，这不只是一件武器，更像是一枚勋章——只不过这枚勋章可以握在手心里，别在腰间，跟着主人继续上路。 这把枪此后的经历，几乎就是陈明仁后半生的缩影，四平守城、长沙起义、广西剿匪、荆江分洪、移防湛江……枪跟着人，人跟着时代走，从国民党的兵团司令走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上将，1955年授衔那天，肩章换了，枪还是那把枪，依旧挂在腰上。 这个习惯，在战场上天经地义，一个在枪炮声里摸爬了二十多年的人，枪挂在腰间就像普通人带着钱包，是本能，也是安全感，即便后来和平了，这个动作也早已内化成身体记忆的一部分，想改都难改。 1959年春，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陈明仁作为解放军代表进京参会，腰间，还是那把镀金手枪，还是那块红布包着。 人民大会堂的安检却不认这些来历，规定只有一条：所有代表，一律不得携带武器入场，安检人员扫到金属信号，按程序上报，报到了大会秘书长彭真那里。 彭真当时面对的，是一道需要拿捏分寸的难题，陈明仁不是普通代表，是1949年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到人民一边的起义将领，身上有历史分量，规定必须执行，但执行的方式，直接决定事情的走向，彭真思量之后，决定不由会议工作人员出面，而是转给解放军代表团内部处理，请代表团团长贺龙来协调。 贺龙接到这个请求，道理上他完全可以亲自走过去把话说清楚，但贺龙没有这么做，贺龙的考量很现实：他是元帅，是代表团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去向一位上将"要枪"，架势摆在那里，再客气的语气也难免让陈明仁觉得是被上级当众纠正，脸面上不好看，这件事需要一个身份适当、说话方式得体的人去办。 贺龙把目光落在了迟浩田身上，迟浩田当时三十岁，少校军衔，以南京军区代表身份参会，算是跟班学习的年轻干部，论资历，他1944年才入伍，打过胶高追击战、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又在长津湖战役里当过副教导员，1952年拿了朝鲜三级国旗勋章，是全师营级以上干部里唯一获此殊荣的，能力不是问题，但在这个场合，恰恰是他的"年轻资浅"成了优势——一个晚辈过来说一句规定，谁都不会觉得是在较劲，气氛自然就轻了。 贺龙把任务交代下去，迟浩田接到的是一道没有任何参考答案的考题，迟浩田没有直冲着"枪"这个话题去，他找到陈明仁，先是规规矩矩地问候，然后把大会秘书处的统一规定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重点放在"所有代表"和"会后原样归还"这两处，没有点名，没有追问，没有丝毫审查的口气，完全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履行例行程序时顺带告知的语气。 陈明仁听完，把腰间那个红布包取下来，递了过去，这个动作背后，是陈明仁真正走完了一段内心路程，从黄埔出来，在国民党军队里拼了大半生，经历过嘉奖、排挤、失望，最终在1949年做出那个改变命运的选择，起义之后，他加入了一套全新的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强调纪律、强调平等、强调集体，和旧军队里讲究个人威仪、特殊待遇的那套逻辑截然不同，把枪交出去，不是一个上将向一个少校低头，而是一个经历过两个时代的人，用一个具体的动作，完成了对新秩序的最终认领。 手枪被送进秘书处的保险柜，几天后的闭幕式结束，陈明仁按登记领回原物，红布包裹，分毫不差，枪回来了，但陈明仁大概也清楚，它以后更多的位置是抽屉，是陈列，而不是腰间，他回到湛江，继续带着第五十五军修营房、铺道路、搞边防，1974年5月，在北京的病房里走完最后一程，享年七十一岁，又过了三十五年，2009年的夏天，骨灰从八宝山迁出，家人把他送回湖南，葬在岳麓山腰，与早他二十三年离世的妻子谢芳如合葬，墓碑是白色汉白玉。 那把镀金手枪不知所终，但回龙山的刻字还在，战功还在，还有那个春天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悄然完成的交接——无声，却清晰。 信息来源：湖南日报——文史拾遗丨记毛泽东与程潜、陈明仁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