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洮儿河的领导、战友们的怀念之情是深深的，许许多多往事让我魂牵梦绕，思念不已。 在那个“折腾”的年代，内蒙古东三盟被分别划归黑、吉、辽三省。1974年3月，一纸命令，我们七百多名浙江、天津知青，从已经战斗生活了四年多的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被二次下乡重新“分配”到地理位置更靠北边、条件比胜利农场更艰苦的吉林省洮河五七青年战校。风萧萧兮洮水寒，大部分对继续“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已感前途迷茫的浙江、天津知青被分插到各个连队。我因有酿酒的一技之长，被分配到洮儿河加工连担任制酒技术员。正好赶上整建共青团组织，我被选为组织委员，并被连部任命担任“大批判小组”组长。过了将近一月，金宝屯胜利农场知青骚动起来，陆续有几批到通辽、长春市上访，要求返回金宝屯胜利农场。期间校部和各营、连领导甚为关注事态的动向，但没有采取过激的措施，而是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为了挽留我安心留校，加工连杜开民指导员和夫人宋心济阿姨，还有工业连连长黄玉和、李奋阿姨隔几天就悄悄地招呼我去家，并让蔡佐作陪，拿出积攒下来的白面、猪肉、花生米、鸡蛋等好吃的食品替我改善生活。孙洪业连长、徐占璞指导员等也变着法哄我，还特意安排我和老五七战士王志忠（连队会计）一起去延边、靖宇、抚松等地外调。到了长春，关杰在车站接站，陪着我到他的铁路职工二宿舍休息，又陪我到北安路八号——战校驻长春联络站，受到周、李、蔚等阿姨的热情接待。那天我还和关杰一起看了电影《侦察兵》，让我感到时时刻刻都沐浴在组织的关怀之中。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抓大批判的年代，连队领导顶着压力坚持抓生产，利用开大批判会议的时间办起了酿酒技术培训班，让我为酿酒排的战友们上课。我认真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了一本《培菌技术》，并用钢板刻写誊印，人手一册。得知校部政工处要派人来检查、监督大批判会议进展情况，老王排长亲自为我们放哨，政工处来人还表扬我们搞“大批判”认真呢。通过两个多月的培训，战友们学会了制作菌种、化验等技术，结束了洮儿河战校酒厂菌种和大曲需外购的历史，洮儿河白酒的产量、质量大幅度提高，为此我多次受到领导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