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告贴出后，住在我家的红军也立即搬走了。 又因刘伯伯接见了伯父和我们，同时还

布告贴出后，住在我家的红军也立即搬走了。 又因刘伯伯接见了伯父和我们，同时还有红军保护，却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就来到我家，说我们通“匪”，是“匪属”，对伯父和三叔进行吊打，逼问，还在我家里搜查。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严刑拷打，伯父咬紧牙关，只字不漏。幸亏他早把刘伯伯的信和红军布告偷偷珍藏起来，使敌人一无所获。 敌人退走后，大伯父迅速将家里作了一些安排，便去追红军，但行至中途才听说红军没有进雅安，已取道天全、芦山、宝兴兼程向夹金山方向去了，伯父只得又回到化林坪。由于身体备受摧残，不久大伯和三叔都相继去世。 临终前,伯父叫我们跪在床前，告诉我们要牢记:长大后，一定想方设法去找刘伯伯。并把他藏刘伯伯的信和红军布告的地方告诉了我们。我们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守口如瓶，十五年始终不露声色,躲过了国民党的一次次明查暗探,直到解放。 年岁渐长，我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就知道共产党是救星，刘伯伯是亲人。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刘伯伯胜似我的父母。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他的嘱去找他老人家，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四二年当我才十来岁的时候，在快放暑期的时候，同学们都归心似箭，准备回家度假探亲，我怀着找红军，找刘伯伯的一股激情，毅然离开学校，踏上了到解放区的征途。我身无分文，也没带一点充饥的干粮，只好沿途讨乞度日,夜宿街头，白日赶路,经过长途跋涉，翻越了山高势险、人烟稀少的二郎山，渡过了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青衣江。因不会水，每渡一条河都是大困难，有时只好跪着恳求好心的大人把我背过去。 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才从康定到达雅安。行 143 165/340·0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