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民国时期许多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说胡适不仅声望高，学问佳，而且待人仁善，有君子风度，人缘人品好极了。 这种说法并非溢美之词，胡适的身上，确实既有中国儒家的追求，比如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绅士的修养，比如谦和礼貌，这从他几十年来的做派就能看出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青年学生、左派作家不断地用各种非常激烈、甚至恶毒的字眼来攻击他，辱骂他，鲁迅写了多少骂他的文章，可是他几乎从未回骂过，也没讲过非常难听的话。 但是，在谈论毛主席的时候，胡适有几次却非常的尖酸刻薄，不仅大失君子风度，而且有刻意抹黑之嫌。 有一次，胡适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做事，他是不是你的学生？ 胡适先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讲完这一句，胡适又带着偏见额外加了一句，他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很多人讲，这是胡适一生当中讲过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后来在大陆遭到大批判，或多或少跟这个有关。 这是胡适拿当年说事，另有一次，胡适评价毛主席诗词，那股子为了贬低而贬低的尖酸刻薄，就更加明显了。 1959年，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到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没有一句通的！” 这话讲得太过了，以他的高度以及所代表的语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评论，而是赤裸裸的诋毁了。 事实上，对于这首“蝶恋花”的韵脚犯忌，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的毛主席是完全明了的，1958年12月，在为这首词所作的“作者自注”中，毛主席曾特别说明：“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意思就是说，虽然这首词破韵了，但为了表达心中的情感，还是这样意与声谐，浑然天成，不改为好。 胡适，这么大的一个文人，当然知道“诗言志”的道理，况且他自己也一向主张要有“尝试”的精神，怎么到了这里，就抓住这个不是瑕疵的瑕疵，大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硬是将文艺批评搞成了泄私愤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胡适，毛主席又是怎么看待他的呢？ 抛开因政治立场而产生的大批判，毛主席对胡适的看法，其实蛮坦诚的，远没有老蒋在日记里暗骂的那样，对胡适充满了鄙夷与怨恨。 胡适，只比毛主席大两岁，当他因新文化运动而名声鹊起时，毛主席还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那时候的毛主席，对胡适是推崇的。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讲过这样一段话：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做月薪8块钱的图书管理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胡适的冷眼与歧视，但在思想上，毛主席还是很真诚的，把胡适当作老师。那时候，满怀抱负的进步新青年都想出洋留学，但毛主席受到胡适的影响，最终选择了留下来。 看这一时期，毛主席与胡适的交往，有一个鲜明的历史印象，主席有赤诚，但胡博士并不热忱。 斗转星移，到了1945年4月份，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其实就是服从老蒋的领导。 同年7月1日，傅斯年等人访问延安。 因为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所以毛主席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但是，胡适还是老生常谈，奉劝毛主席学英国工党，放弃枪杆子，服从蒋介石的领导。 到了1948年11月，在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胡适在北平傅作义的华北“剿总”讲演时，信口雌黄，非常的反动，竟把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比作“圣战”，是“民主、自由、平等与集权、恐怖、残忍的斗争”。 可即便如此，当时的毛主席还是希望胡适能够留下来，并且说只要留下来，可以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 抛开政治，只看历史，这是有以德报怨意味的。 但是，胡适是什么态度呢？ 他抛出了时至今日公知们依旧推崇备至的所谓“面包论”——“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4月14日，胡适离开上海，坐船去美国。 在胡适的一生中，随后的小十年，最为悲惨，住在纽约破烂不堪的公寓里，生计都成问题，大陆这边对他的批判，排山倒海，而且批判他的都是昔日最熟悉的朋友学生，台湾那边，老蒋对他只想利用，没有认同，不冷不热。 但是，在批判之外，毛主席对胡适却始终抱有伟大政治家的胸怀与气度。 1956年2月，毛主席在会见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真的假不了
所以民国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