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包产到户的艰辛探索，艰难实践 （注:本文加引号部分，全部节选自《邓选》第一卷，1989年5月第1版） 1962年7月7日，邓公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的做了《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 首先摆明了困难（时值刚经历了1959~1961三年严重经济困难）: “一九五七年时（当时还没有搞人民公社），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去年（1961年）是二千九百亿斤……总的来看，今年（1962年）的粮食产量不会比去年差，但就是达到了三千亿斤，还要再增加九百亿斤，才能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然后提出解决方案: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到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同版《邓选》382页对八月会议作了注释: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教员’对当时在某些地区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了错误的批判。）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 “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 “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之所以需要说服，说明群众是抵制的。加强就有强制的成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 “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有的应该搞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啊……” “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类似，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我们要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沦肌浃骨，深邃透彻，目光如炬，《邓选》是继《毛选》之后，中华民族又一重要经典巨著，是理解近代史的重要钥匙。 @禾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