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投资大师”安东尼·波顿罕见发声：我们正处于中国新一轮牛市的初期阶段……（6）
摘自聪明投资者 肖冰投资圈
在一个多样性机构工作的体验
问：这在你曾经工作的公司文化中有体现吗？
安东尼·波顿：我们公司很注重多样性，富达不只招一种类型的人，需要有不同技能的人，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情况。
如果一个人非常情绪化，你很快就能看出来。我并不是说永远不要情绪化，但我认为通常情况下，这对他们自己没有帮助。
问：接下来谈谈市场及其变化。随着被动资金、趋势跟踪等势力的增加，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安东尼·波顿：这些让趋势持续得更久了。行业的竞争质量也在不断提高，20到30年前，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公司调研，信息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做投资要容易得多。
但有趣的是，与此同时，你反而能看到大规模的市场异常表现。有时候就是这些“傻钱”创造了这些异常现象，而且趋势也因此延续得更长。
这意味着投资者等待兑现的时间更长，而人们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等待。
有些人认为市场已经变得更有效率了，人们变得更聪明了，所以异常现象消失了。
恰恰相反，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切反而创造了新的异常现象。所以修正会来得更晚，但一旦来临，来势会更强。
问：从机构角度讲，你们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容纳不同思维的组织？
安东尼·波顿：我们的做法与行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富达有分析师团队和投资组合经理团队，大多数人都从分析师做起，通常会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做三轮轮换。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具备能力，之后就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做投资组合经理，这些是共同之处。
同时有些方法论是不同的，我们有优秀的成长型投资经理，也有逆向价值投资经理，还有专注于固定收入的投资经理等等，我们并没有一种统一的风格。
事实上，特别是在过去10年，我更多地处于管理角色时，我特别希望确保我们有不同风格的基金。
当某种风格可能会长时间不被看好，比如现在的价值投资，你需要一个不同风格的基金组合，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
问：如果投研会议室里大家都同意某个投资想法，通常意味着那是个主意好吗？
安东尼·波顿：不一定。这就是决策委员会式的投资，通常是行不通的原因。因为当大家都同意时，你很可能已经赶上了某个趋势的尾声。刚才我们提到了，通常最好的投资机会会让你感到相对不舒服。
问：如果我是你的分析师，我来给你推荐一个我认为很棒的想法，你会怎么回应？
安东尼·波顿：分析师知道，基金经理不会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我们也会看一个基金的投资组合是否与分析师的建议匹配。我们对基金经理没有硬性要求，但我发现，作为一个逆向投资者，你买入的时点通常会早些。
当时我的基金——英国特别情况基金——规模变得非常大，在一段时间内是当时英国第二大公募基金的五倍，这也会带来一些限制。虽然是由于前期业绩好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这对未来造成了限制。
为了建立一个合适的仓位，我通常不能等到股票开始上涨时才进场，当然那时候流动性更好。
另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我也经常提及，当你管理大规模基金时，往往会持有更多的股票，因为你必须平衡好自己的精力，多少花在已经持有的仓位上，多少用来寻找新仓位的时间。
通常来说，关注已持有仓位被称为防守性投资，发掘新机会，被称为进攻性投资。
管理大基金时，往往会花太多时间在防守上，而忽略了进攻。
问：你觉得时间应该如何分配呢？
安东尼·波顿：我不确定是否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我认为至少应该把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进攻上，即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富达主要通过分析师团队和一些投资组合经理合作的方式。作为投资经理，我不可能参加所有我持有的股票的会议，所以我会需要其他人向我汇报，而我会去参加一些我没有持有但可能想持有的公司会议。
问：它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你应该花多少时间关注你已经喜欢的东西？怎么平衡旧爱和新尝试呢？就像每晚都吃炸鸡和薯条，还是偶尔试试千层面呢？
安东尼·波顿：但你不能忘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说不能忽视那些你已经持有的投资。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它永远不会停滞不前。
问：当下社交媒体和信息茧房趋势下，你认为我们想找到年轻的逆向投资者会更难吗？
安东尼·波顿：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不确定能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每个时代都会造就不同的投资者。
如果你经历了过去五年的市场，投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成长。
显然，大多数新投资者会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他们缺乏长远的眼光，也无法将这次周期放在更长的周期背景下看待。
我也想我们会经历一段价值投资的好时代，到时候年轻人可能都会想要做价值投资者，但那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问：谈谈现在欧洲的情况？
安东尼·波顿：我不太确定欧洲的情况。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美国的对立面？如果美国市场下跌，欧洲会相对表现的更好？我不认为这是非黑即白的事情。
美国市场里也有很多非常有吸引力的价值股，我不会全盘否定美国的投资前景和机会。
欧洲市场也接近它的峰值，并不是说欧洲至今还没有涨过。
作为一个曾在香港经营以中国公司为标的的基金四年的投资经理，我有一种感觉，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东方主导的时代，而非西方。
欧洲的麻烦在于他们背负了太多历史包袱，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