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印尼街头，大批军警疯狂捕杀华人的镜头，等待他们的将是被集体处决，根据

1965年，印尼街头，大批军警疯狂捕杀华人的镜头，等待他们的将是被集体处决，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当时印尼有好几个城市发生了“屠城”的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 1965年的印尼，正处于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苏加诺总统执政时期，印尼军方内部的派系争斗日趋激烈，每个派系都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夺取最高权力。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印尼军方内部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民族主义势力，另一方则是以军方保守派为主的反共势力。 9月30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印尼的政治平衡。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军官，以＂保护总统＂为由，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 这场政变来得突然，去得也快。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抓住这个机会，迅速采取行动。 在短短几天内，苏哈托就控制了局势。他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并以此为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这场被称为＂九三零事件＂的政变，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格局。苏哈托利用军方的力量，逐步架空了苏加诺总统的权力。 1966年3月11日，一份看似普通的＂命令书＂，宣告了印尼政局的重大转折。苏哈托以军方的名义，宣布出任印尼＂代总统＂。 这份＂命令书＂的背后，是军方势力的彻底重组。原本支持苏加诺的军方将领要么被清洗，要么被迫改变立场。 随后，苏哈托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这场运动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却成为了军方势力清除异己的工具。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场运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大量被认定为＂左翼分子＂的人遭到逮捕和处决，数十万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 苏哈托的上台，标志着印尼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军方势力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军人统治。 在印尼的历史长河中，华人群体一直扮演着重要却复杂的角色。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华人就在印尼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红碗事件＂的爆发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彻底引爆了潜藏的族群矛盾。军方通过精心策划的谣言，挑起了大雅族对华人的仇恨。 这些谣言声称有9名大雅族长老被华人杀害，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指控。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这个谣言迅速蔓延开来。 大雅族人开始在华人家门前放置装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成为了一个致命的标记。根据大雅族的传统，这种红碗是一种复仇的象征。 看到红碗的大雅族人都有义务参与对屋内华人的清剿行动。这种原始的复仇方式，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印尼的多个地区，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屠村＂事件。幸存者的证词揭示了这场悲剧的残酷程度，有的地方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这些暴力事件并非自发形成，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当地的军警对这些暴力事件视而不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支持。 大雅族对华人的屠杀并没有任何区分，无论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都未能幸免。据幸存者描述，暴徒们的行为极其残忍，＂就像杀鸡杀鸭一样＂对待华人。 在苏哈托政权统治时期，印尼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针对华人的限制政策。这些政策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语言使用到职业选择都受到严格限制。 政府禁止华人使用中文，这不仅包括公共场合的交流，还包括报纸、广播等媒体。任何形式的中文教育都被取缔，华人学校被迫关闭。 华人被强制改用印尼名字，传统的中文姓名被视为非法。这种强制性的文化改造，切断了华人与其文化传统的联系。 在经济领域，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许多华人企业被强制转让或关闭，大量华人的财产被非法侵占。 这种系统性的迫害远不止于政策层面。在＂清共运动＂中，大量华人被扣上＂共产党＂的帽子，成为清洗的对象。 军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华人采取双重标准。面对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执法部门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这种有选择性的执法，助长了社会上反华情绪的蔓延。暴力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受害者却难以获得司法保护。 1998年，这种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再次爆发。当时的印尼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政府再次采用老套路，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华人群体。这种转移矛盾的做法，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在雅加达等多个城市，发生了有组织的打砸抢烧行动。成千上万的华人店铺和住宅被焚毁，大量华人被迫逃离。 这些暴力事件显示出明显的组织性特征。袭击者们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行动，军警对求救置之不理。 国际社会对这些暴行表示强烈谴责。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发布报告，记录了这些暴力事件的细节。 然而，直到今天，这段历史的真相仍未得到完全揭示。很多施暴者和主使者至今逍遥法外。 历史警示我们，政治运动中的族群清洗往往具有连锁反应。一旦开始，就会形成难以控制的暴力循环。 这段历史给印尼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族群之间的裂痕需要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