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唐继尧的亲信白之瀚，在昆明街道被当众殴打，这为三个月后，龙云等人起兵反唐，埋下了伏笔。
白之瀚是唐继尧的秘书长，颇得信任，这天，他带着几个随从，在昆明街头闲逛时，被一队士兵拦住。
白之瀚喝道：“你们想干什么？知道我是谁吗？”
带头的士兵冷笑一声：“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谁，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家伙。”
话音刚落，士兵们便一拥而上，对着白之瀚就是一顿拳脚相加。白之瀚是个文人，哪经得起这般殴打，抱着头在地上翻滚，不住的说：“别打了，别打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唐继尧得知后大怒，派人调查，得知动手的士兵，是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的手下。
滇军有四大镇守使，除了胡若愚、龙云，另外两人是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大镇守使中，以胡若愚、龙云的实力最强，而这两人又和唐继尧的矛盾最大。
“打狗”还要看主人，显然这是胡若愚、龙云故意为之，要将唐继尧的军。
唐继尧以整编部队为由，撤销滇军军级建制，原本是军长的龙云、胡若愚，变成了镇守使。同时，唐继尧加强直属于自己的卫队力量，又让弟弟唐继虞担任滇军训练总监。唐继虞以总监的名义，掌握军需、整编大权，提出将四大镇守使的兵力削减一半，引起了四人的极大不满。
北伐开始后，四大镇守使聚在一起商讨应对，龙云说：“我们滇军也应响应北伐，参与其中。”
其他三人都同意龙云的主张，胡若愚挥舞着手臂说：“咱们不能再龟缩在这一隅之地，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
然而，当四大镇守使将这一想法告知唐继尧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唐继尧脸色阴沉，冷冷地说：“北伐？就靠十来万人马，能成什么气候。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加起来有百万众，实力不容小觑，我们与他们联合，才是明智之举。”
唐继虞也在一旁帮腔，晃着脑袋说：“那些北伐军不过是一时兴起，没有根基，我们可不能贸然行事。咱们滇军在这云南经营多年，安稳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入两湖地区。唐继尧又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紧急召集滇军主要将领开会。
会议室内，唐继尧站起身，走到军事地图前，手指用力地戳着两广地区，以亢奋的语气说：“如今两广兵力空虚，正是我们的好机会。我们集结滇军主力突袭，断了北伐军的后路，到时候，这西南的局势，可就由我们说了算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时机，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龙云率先站起来，说：“此举万万不可，若是偷袭两广，我们滇军岂不是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胡若愚站起身，大声说：“这种不义之举，我们不能做。”
张汝骥、李选廷等人也出言反对，会议室内争论声此起彼伏。见大部分人都不支持，唐继尧这个疯狂的计划只能无奈搁浅。
至此，四大镇守使和唐继尧的矛盾公开化，难以调和，只是哪一方先动手的问题。
1926年1月初，胡若愚秘密约见龙云、张汝骥和李选廷，说：“唐继尧如此倒行逆施，把云南搞得乌烟瘴气，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
龙云说：“我早就忍无可忍了，他重用唐继虞这些人，把滇军搅得乱七八糟，我们必须出手。”
张汝骥也附和道：“没错，如今北伐形势大好，正是我们推翻他的好时机。”
李选廷沉思片刻，说：“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我们得从长计议，一旦行动，就要一击即中。”
四人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决定联合起来，对唐继尧实行兵谏。
2月6日，四大镇守使抓住时机，发出联名通电。电文中言辞激烈地要求唐继尧驱逐身边的奸佞小人，如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人。
与此同时，四大镇守使的部队，陆续向昆明进发。龙云是昆明镇守使，因此率先发难，控制了火车站等要地。
兵谏发生后，副官慌慌张张地来找唐继虞，说：“龙云的部队正往火车站开进。”
唐继虞脸色苍白，说：“怎么会这么快？还有没有办法出城？”
副官说：“还有最后一列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唐继虞来不及多想，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喊：“备车！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就在龙云的部队即将占领火车站时，唐继虞赶上了最后一列火车，向着越南的方向仓皇逃去。
唐继尧对唐继虞这个弟弟，倾力提携，可在关键时刻，唐继虞却只顾自己，独自逃走。
唐继尧得知四镇守使联合兵谏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召集亲信开会，说：“立刻调集近卫部队，准备迎战。”
然而，参会的军官，在会后大部分都采取观望，不敢和四镇守使硬碰硬。
见连卫队都难以指挥，唐继尧顿时丧气，他派人去和四镇守使谈判。很快，四镇守使传来消息，提出改组云南省府，由四镇守使主持局面，唐继尧可挂名“总裁”，以体面的方式退出。
在军事压力下，唐继尧不得不屈服，宣布下野。失去权力的唐继尧苍老了许多，他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羞于见人，对家人说：“我纵横半生，没想到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
不久之后，唐继尧在病痛与绝望中闭上了眼睛，曾经在云南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悄然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