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东北王”张作霖临死前留下遗言，不得放此人进东北，结果证明其眼光太准。张作霖曾经告诉儿子张学良，如果自己死后，必定有许多奉系军阀的将领前来东北吊丧，但是一定要小心提防张宗昌，不能让他出关。 1926年，张作霖率领奉军打赢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成功占领北京，被推举为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正式执掌国家大权。作为一位既灵活又狡猾的政客，张作霖一边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联系，一边暗中抵制日本的扩张计划。他善于利用日本的援助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坚决拒绝签订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这种双重态度也为他招来了日本人的仇恨。 然而，张作霖的成功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在他的统治之下，东北局势虽然稳定，但奉系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他的下属中有不少人心怀不轨，其中最令张作霖忌惮的，就是被称为＂混世魔王＂的张宗昌。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他的早年经历与张作霖颇为相似：家境贫寒，靠着勇猛和狡诈崛起。年轻时的张宗昌曾在中东铁路做工，随后投靠俄国人，甚至还去西伯利亚当过矿工。由于身体强壮、性格暴烈，他很快在军队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张作霖麾下的一员猛将。 张作霖看中张宗昌的狠辣和忠诚，赋予他重要军职。张宗昌的部队在战场上作战英勇，为张作霖立下不少战功，但他的统治手段极其残暴，曾在山东和江苏地区大肆掠夺，横征暴敛，留下了＂青岛惨案＂等臭名昭著的恶行。他因此被民间称为＂狗肉将军＂和＂混世魔王＂，成为当时军阀混战中一位声名狼藉的人物。 尽管张宗昌表面上忠于张作霖，但张作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清楚地看到了张宗昌骨子里的野心。张宗昌为人粗暴，却十分狡猾，野心勃勃。张作霖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威和手腕压制他，但他明白，一旦自己离世，张宗昌很可能会趁机夺取权力。更重要的是，张宗昌手握重兵，军队战斗力强悍，而张学良年轻阅历浅，在张作霖看来，儿子并不足以应对张宗昌的威胁。 1928年6月4日，随着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返回东北途中遭遇炸弹袭击，身负重伤。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张作霖清楚地意识到，他苦心经营的东北王国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他深知，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虽有才华，但毕竟年轻，缺乏应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经验，而张宗昌这样的狠角色，极有可能会乘虚而入。 正是这种深切的忧虑，促使张作霖在临终前留下那句铿锵有力的遗言：＂无论如何不能让张宗昌进入东北，我儿不是他的对手＂。这句话，既是对儿子张学良的提醒和警告，也是对东北政局未来的深深担忧。张作霖作为一个政坛老手，他的这句遗言，无疑体现了他对政治局势和人物性格的深刻洞察，也为接下来的东北局势埋下了伏笔。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刺身亡后，年仅27岁的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权力，成为东北军的领袖。这个年轻的继承人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势：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日本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奉系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特别是父亲临终前特别提醒要防范的张宗昌。 张学良与父亲张作霖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治事风格。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和思想，性格更加温和，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不像父亲那样崇尚武力。正是这种差异，让张作霖在临终前对儿子能否应对张宗昌这样的狠角色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接过父亲的权力后，张学良深知自己面临的困境。他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让张宗昌进入东北，我儿不是他的对手＂。这句话在张学良心中形成了一道警钟，指引着他在接下来的权力布局中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张学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首先在东北内部提拔了一批亲信，整顿军队，增强自己的控制力。这些亲信多是与他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对张学良忠心耿耿，成为他稳固权力的重要支柱。 同时，张学良坚决执行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对张宗昌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态度。当张宗昌试图以吊唁张作霖为由进入东北时，张学良坚决予以拒绝。他深知张宗昌的野心和手段，一旦让其进入东北，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了直接防范外，张学良还通过外交手段和与其他军阀的合作，削弱张宗昌的势力。他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关系网络，孤立张宗昌，使其在政治上逐渐边缘化。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张学良虽年轻但已具备相当的政治智慧。 张宗昌虽然野心勃勃，多次试图插手东北事务，但在张学良的坚决防范下始终未能得逞。他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但在没有政治支持的情况下，难以对张学良构成实质性威胁。随着国民政府统一步伐的加快，张宗昌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 到了1932年，张宗昌的军阀生涯彻底结束。随着国民政府的统一，张宗昌失去了大部分军力，被迫退出了中国政坛。张作霖临终前的警告，成为了张学良成功守住东北的关键。虽然张学良的政权在日后的九一八事变中遭遇重大挫折，但他在继承父亲遗志、防范张宗昌方面的表现无疑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