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崛起绝不是个偶然现象，它其实反映了美国外交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的滑坡。从二战后威尔逊靠“十四点”计划推行全球民主与和平的理想主义，到冷战时期为了遏制苏联而大搞干预主义，再到如今新右派强调实际利益的务实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场从高远理想到现实妥协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有迹可循的。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突然失去了明确的对手，整个国家陷入了战略迷茫。再加上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还插手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结果花了几万亿美元，牺牲了无数士兵的生命，却换不来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系列失败让美国民众对海外扩张彻底失去了兴趣。于是，美国开始反思：与其当“世界警察”到处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还不如专注自身利益，用经济杠杆和地缘博弈代替那些空洞的道义宣传。 但问题是，这种转变也暴露了美国在道德层面的滑坡。比如，面对像乌克兰这样经济疲软、资源回报又不高的国家，美国选择袖手旁观，既不愿意投入资源，也懒得去维护“自由”和“正义”这些价值观。相比之下，中东的能源利益和东亚与大国对抗的战略需求，直接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自然成了优先考虑的对象。 从曾经的普世价值到如今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美国的这种退守不仅削弱了它的道德号召力，也让盟友开始对华盛顿的承诺产生怀疑。可以说，美国外交政治的衰退，正体现在这种愿景的萎缩和全球领导力的逐渐消失中。（美鸥译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