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与17岁的王桂荃行房。夜里，梁启超说：“我主张一夫一妻，因此慧仙是我妻子，而你只能是丫头，孩子出世也不能喊你娘！” 1903年的一个夜晚，梁启超对身旁的王桂荃说:＂我主张一夫一妻，因此慧仙是我妻子，而你只能是丫头，孩子出世也不能喊你娘。＂这番话道出了王桂荃在梁家的尴尬身份。她虽然与梁启超有了夫妻之实，却始终得不到名分的认可。 追溯王桂荃的身世，不难发现她的一生坎坷。王桂荃本名来喜，四川广元人氏。不幸的是，她自幼就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女。继母嫌她是个累赘，骂她不祥，恨不得早点把她打发走。 后来继母直接把她卖了，王桂荃就这样辗转了好几次主人。直到被卖到李府，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李慧仙是李府的女儿，也就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1891年，23岁的李慧仙出嫁，19岁的梁启超迎娶了她。 王桂荃作为李慧仙的陪嫁丫头，从李府嫁到了梁家。梁启超不喜欢＂来喜＂这个名字，就给她改名＂桂荃＂。王桂荃就这样开启了在梁家的新生活。 梁启超是个极有才华的人，思想也很新潮。他并不在意王桂荃的出身，反而亲自教导她认字读书。在那个年代，能得到读书机会的女子并不多。梁启超的举动让王桂荃感念他的恩德。 可惜李慧仙身体一直不好，她和梁启超结婚十年，只生育了梁思顺和梁思成两个孩子。这让李慧仙很是烦恼，她希望梁家能多几个孩子，把家业继承下去。 李慧仙多次恳求梁启超，希望他能收王桂荃做小妾，以助梁家开枝散叶。梁启超本是坚决反对的，他并不想违背＂一夫一妻＂的主张。但在李慧仙的再三请求下，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桩事。 就这样，王桂荃成为了梁启超的＂通房丫头＂。虽然名分上她只是个下人，但实际上却要承担起女主人的责任。对此，王桂荃并没有什么怨言。能够在梁家有一个容身之处，有个夫君，将来还能为梁家开枝散叶，于她而言已是莫大的幸事了。 然而，梁启超晚年身体却急剧恶化。起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自1924年妻子李蕙仙重病去世后，梁启超的健康状况开始出现问题。尽管他表面上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和讲学节奏，沉浸在知识和学术的世界中，但深藏其中的病根早已悄然发生。 到了1928年，他出现了尿血症状，然而为了不让家人担忧，梁启超刻意隐瞒了病情，且用轻描淡写的语言向家人报备，仅称病因是过度操劳。 年初，他被诊断出可能患有肾脏疾病，医生建议进行手术。尽管当时的医学技术并不发达，梁启超还是决定接受手术，期望能够摆脱病痛。 然而，手术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改善他的病情，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愈发严重。随后的治疗过程也充满了曲折。梁启超的肾脏手术被证明是误诊，右肾切除后，病情未见好转。这一错误的医疗决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梁启超的身体更加虚弱。 随着病情的恶化，梁启超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初，医生们曾将尿血症状归因于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胃部问题或牙齿问题，甚至进行了不合逻辑的治疗。梁启超遭遇了拔牙和长时间禁食的治疗，结果自然并未带来任何改善，反而让他更加虚弱。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是一系列误诊和过度治疗导致的结果。 然而，尽管梁启超面临重重困境，仍然未放弃工作。疾病未能阻止他继续耕耘学术。即便在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写作，并且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1927年，梁启超在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同时，依旧以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发表着大量的研究成果。 然而，命运的无情最终无法抗拒。梁启超的病情急剧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此时的他已经非常虚弱，意识模糊。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他依然感到自己的“限期将至”。他并未恐惧死亡，反而更多的担心着自己未完成的事业。对于梁启超而言，学术和写作才是他最后的追求。尽管已被医生告知需严格休养，他依旧坚持每天写作，甚至在病床上继续进行《辛稼轩先生年谱》的编撰工作。 没过多久，梁启超的病情再次加重，医生诊断他已经无法挽救。尽管家人和学生们纷纷赶来探望，梁启超的生命依然在医生和家人的悲痛中悄然走向终结。他的去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与他亲近的学者和朋友纷纷表示遗憾与敬意，梁启超的名字和他所留下的学术成就，也在此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追思。 梁启超的去世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医学与治疗的争议，回顾梁启超的病历，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他之死有可能与当时医疗技术的局限以及误诊密切相关。梁启超在死后多次被怀疑是否因手术的错误或误诊而加速了生命的终结，特别是关于其肾脏手术和后续治疗的争议，至今依然是历史上的一大疑问。更有人提出，梁启超的死不仅是病痛的折磨，更是医学界技术短板的一个缩影。 梁启超去世后，对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学术的巨人，也是改革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