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3小时后，遗体被医生解剖研究。解剖室内的空气凝重。 1975年10月的某一天，邓颖超将周恩来、自己以及生活秘书赵炜等人召集到一起，沉重地说道：“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恩来同志得了不治之症——癌症（膀胱癌）。医生判断他活不过明年春节，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975年12月，周恩来开始进入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某一天，周恩来望着邓颖超，神情复杂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讲。”邓颖超望着他，轻轻回应：“我也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讲。”两人默默凝视了一会儿，最后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吧。” 在许多熟悉周恩来的人眼中，他一直是那个喜怒不形于色、沉着大度、睿智乐观的人。即便如此，他也有脆弱的时刻，尤其是在听到百姓疾苦时，眼中不时会闪现出泪光。冰心曾评价他：“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回忆起1972到1973年的夏天，甘肃定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22个月未降雨，数百万人面临饥荒，数十万人和家畜缺水。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感到无比痛心，他在病床上落泪道：“解放了几十年，甘肃的百姓还是如此困难，身为总理，我有责任，对不起百姓。”随即，周恩来紧急指示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机。 一年后，他依然密切关注灾区的情况，在报告上，他写下了连续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这些简短的话语中，满是周恩来对灾民深深的忧虑与愧疚，字字句句充满了对人民的深切关怀。 1976年1月，北京的寒风呼啸。301医院解剖室内，一群医护人员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的工作。解剖室内的空气凝重，连日光灯的光芒也显得格外惨白。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病理解剖，躺在解剖台上的是刚刚离世三小时的周恩来总理。 主刀医生的手稳稳地握着手术刀，开始了这项庄重的工作。随着解剖的逐步进行，医生们发现了许多令人心痛的病理特征。总理的肝脏表面布满了灰白色的结节，这些结节大小不一，分布密集，与恶性肿瘤晚期的典型特征完全吻合。 当医护人员准备取样时，护士长突然发现了总理右侧肋间肌的异常。这个细节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经过仔细检查，X光片清晰地显示出七根肋骨的变形痕迹。这些骨骼的改变，无声地诉说着总理多年来日以继夜伏案工作的历史 在进行到颅腔检查时，法医的动作突然停滞了。大脑皮层出现了大面积的平滑区域，这种病变情况表明癌症已经侵蚀了中枢神经系统。主治医师翻开了早期的诊疗记录，发现这种症状的进展可以追溯到五年之前。记录显示，在1973年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中，总理曾出现短暂的语言障碍，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是年纪大了说话不利索。 此时，一位年轻护士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块病理组织样本放入福尔马林容器中。这些组织样本不仅仅是冰冷的医学标本，更承载着一位伟人为国奉献的见证。主治医师在记录本上详细记载着每一处病变的特征，这些珍贵的医学资料将为今后的癌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周恩来一生始终坚持反对特殊化的理念。他作为国家总理，从未将自己视为特殊人物，始终平等看待自己与群众。他去理发、照相、买饭时，总是按顺序排队，遇到农民时，他总是主动让他们先行。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依然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亲自到东北地区视察。 他在辽宁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与群众一起度过困难。他要求邓颖超负责管理伙食，严格执行每餐一菜一汤的标准，不吃鱼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早餐只吃稀粥和咸菜。他曾对负责后勤的同志说：“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气战胜困难，我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享受好吃的呢？” 周恩来从小便养成了孝敬父母的品质，不仅孝敬生父生母，也尽心孝敬嗣母、伯父和八婶母。九岁时，周恩来失去了亲生母亲，十岁时，继母也去世了。母亲的离世让他更加思念母亲，也使他对孝道有了更深的体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接受记者采访时，痛感自己没有尽到孝道：“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他曾为陈氏母亲写下《念娘文》，但可惜未能保存下来。在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香，静坐一会儿，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周恩来一直有着深厚的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他曾告诫大家：“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时刻牵挂着人民的疾苦，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1961年3月，他亲自前往河北农村调查食堂情况；1966年春，邢台地震发生后，他立即前往灾区部署救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