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大陆的百姓来说，香港就是遥远的天堂，也因此引发了史上三次大逃港事件，后来这些事件居然惊动了中央。 为什么那时香港会成为内地人眼里的香饽饽？甚至有人提出“宁愿在香港当狗，也不愿意留在大陆”的极端言论？ 其实发生这一切，主要的原因还是彼时内地与香港的经济社会存在着天壤之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比如著名的作家张爱玲，就是在五十年代走过罗湖桥，只身来到香港重启自己的创作生涯。 时隔四十年，人们在猜想，张爱玲大概率不是因为经济生活所迫而成为游子。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内地人来说，他们偷渡香港，完全是因为经济的窘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香港漂泊。 史料记载，内地人的大逃港实际上经历了三次高潮，也称为三次大逃港。后来有人根据这些史料，创作出《大逃港》这部电影，轰动一时。 第一次大逃港发生在1952年，上岁数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期国内的农业歉收，人们的温饱得不到保障。于是，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就成为偷渡香港的必由之路。 第二次大逃港发生在1962年，其中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 二是前苏联与我国关系恶化，对方威逼限期归还苏联的贷款，这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只能铤而走险，偷渡到香港谋生。 这第三次就是1979年，大概是内地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偷渡行为。 这一次的偷渡有着多重原因，改善经济困境已经不再是主要动机。 原因是彼时的上山下乡活动导致很多的知识青年无用武之地，于是一部分人便选择偷渡香港，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事实上，在这一批偷渡香港的行列里，确实涌现出了一定才华的佼佼者。 比如著名的音乐人马思聪，就是在1976年携家带口偷渡香港，后来转到美国定居。 据说有的当年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后来在香港逆袭成功，功成名就后居然作为港商成为当地的政协委员，也算是造化弄人。 然而，能够偷渡香港也是需要天时地利的。比如你在新疆、西藏等地，怎么偷渡到香港都是个难题。因此，与香港仅在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就成为偷渡者的首选之地。 来自宝安县关于偷渡香港的调查报告资料显示，光1956到1958年这两年间，经由宝安偷渡的人数已经达到20105人，其中宝安县户籍六千多人，外地的占大部分。 然而尽管如此，经历过两年的持续偷渡后，宝安县的青壮年人一去不回，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女人们，很多地方被戏称为“女儿国”或“老幼院”。 资料显示，广东省偷渡香港的水路一般采用乘船或者泅渡的方式，陆地偷渡则有东西中三条线路。人们一般特别钟情于蛇口到新界的元朗这条西线路线。 中线就是从沙头角直接翻越护网进入香港，然而这种公然翻越护网的行为不仅违反香港的法规，而且对体能和技术的要求很高，因此被广东人戏称为“扑网”。 偷渡香港的东线就是走大鹏湾水路。这里距离香港十几公里，水深浪高，事故多发。 一般中老年人选择从这条水路乘船偷渡，这是因为陆上破网、水里泅渡不是年老人能干的事儿，他们也只能选择乘船出去碰碰运气。 当然，这种碰运气也是要有成本的。一般来说，一个人要花上300块才能上船，而这个数字在当时恐怕要花费半年的工资。 问题是即便是花了高昂的成本，能不能安全到达彼岸还在两说。毕竟这条水路也有香港的水警在日夜守卫，开枪警示也是常有的事。 而从宝安河直接下水泅渡是最节省时间的方式，一般只需要三分钟就能完成使命，抵达梦寐以求的天堂——香港。 但是这种下水泅渡也是风险极大，因此被广东人称之为“督卒”，借喻下棋的卒子，有一去不回的意境。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 现在回想当年的三次大逃港事件，也是时代的印记。尽管其中有着种种酸甜苦辣和道不尽的无奈，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当然，如今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回家探亲访友。这得益于邓公这位总设计师开启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征程以及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进程。 如今，祖国大陆与香港一样繁荣昌盛，共同书写着新的篇章。 参考资料： 大逃港--百科 香港--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