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回家吃饭，夹起一块红烧肉，突然惊呼：＂别吃，拿去化验！＂，谁知，化验结果出来后，全家惊呆了，竟然有剧毒。 1964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按照惯例回家吃午饭。饭桌上一盘看似普通的红烧肉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制止了家人动筷，并叫来了专职食品化验员段恩润。 经过仔细检验，这盘红烧肉中被检测出含有剧毒物质，如果食用将会导致严重的中毒症状。这个发现立即惊动了中央高层，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深入调查。 这起食品投毒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在此之前，敌特分子已经多次尝试暗杀钱学森，但都因为严密的防护措施而未能得逞。 就在同年，敌人派出的特务陈炳宏从深圳入境，直接前往青海西宁，企图通过其子陈安仪打探新中国的核工业机密。陈安仪利用同学关系，接近在221厂驻西宁办事处工作的清华毕业生朱淑英。 通过这条隐秘的情报线，陈炳宏成功获取了大量关于221厂的重要情报，包括原子弹研发进度、核燃料类型以及厂内人数和警备力量等机密信息。这些情报一旦泄露，将会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重大损害。 然而，从陈炳宏入境的那一刻起，我方安全部门就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在他准备带着收集到的情报返回时，安全部门果断出手，一举抓获了陈炳宏父子和朱淑英。 经过严格审判，陈炳宏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其子陈安仪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朱淑英则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次成功破获的间谍案，暴露了敌人企图窃取我国核工业机密的险恶用心。 但敌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转而采取更加隐蔽的暗杀手段。食品投毒就是其中一个阴险的计划，这种方式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且一旦得手后果不堪设想。 这起食品投毒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当即下令进一步加强对钱学森的安全保护工作，在原有的警卫秘书基础上，专门增派了更多安全人员。 这件事情也促使相关部门对钱学森的饮食安全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从此以后，所有送到钱学森家中的食材，都要经过专业的检测才能使用，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 对于这些威胁，钱学森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深知自己肩负着祖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任，即便面对种种危险，依然坚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面对接连不断的暗杀威胁，国家对钱学森的保护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级别。这种保护力度，在当时甚至超过了很多高级领导人的待遇。 国家给钱学森配备了一位特殊的警卫秘书刁九勃，他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刁九勃的职责不仅包括保护钱学森的人身安全，还要协助处理日常工作和生活事务。 在当时，能配备警卫秘书的只有＂四副两高＂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宋庆龄、罗荣桓等人。给一位科学家配备警卫秘书，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研究院刘有光将军在安排刁九勃上任前专门谈话，强调保护好钱学森比打一场大胜仗还重要。刁九勃上任后，对钱学森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 发现钱学森原来住在中关村宿舍大楼存在安全隐患后，刁九勃立即向上级提出建议。很快，国家就为钱学森安排了一处独立的住所，这是一栋三层的单元楼，位于研究院内部。 在新居中，钱学森一家住在二楼，工作人员住在一楼，研究院的同事住在三楼，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安全防护圈。整个小区有警卫连24小时巡逻，任何来访者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份核查和登记。 当食品安全威胁出现后，周恩来亲自过问，要求进一步加强保护措施。国家随即为钱学森配备了专职食品化验员段恩润，这样的待遇就连元帅都没有过。 各个部门都在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络。从警卫、交通到饮食起居，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安排。 在钱学森回国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最基础的技术都需要依赖进口。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解决了当时的问题，还为未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钱学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立了系统工程学科。这个学科看似很深奥，但实际上就是教会中国科技工作者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办成大事。 在人才培养方面，钱学森采取了＂边干边学、边学边教＂的方式。他一边进行科研工作，一边培养新一代的科技人才。在实验室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钱学森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 钱学森不仅关注具体的技术问题，更重视整体战略布局。他帮助中国规划了完整的国防科技发展路线，从实验室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的国防科技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研发能力。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上，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科研体系。 保护钱学森，实际上就是保护中国的科技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