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莫-夸梅-桑达拉姆 马来西亚吉隆坡，2025 年 2 月 25 日。唐纳德-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抓住了美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 近几十年来，“美国优先”反映了这个世界霸主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去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可能在 20 世纪末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而达到了巅峰。 由于某些北半球国家将“非工业化”归咎于“全球化”，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渐放弃了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自由贸易导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不到位 —— 如今大多数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诸边或双边协定，在推动非贸易措施的同时却破坏了多边主义。 新的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破坏了支持多边主义的规则和规范。这削弱了人们对游戏规则的信心，助长了个人主义与机会主义，也颠覆了集体行动。 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不能再依赖于已定的共同规则和规范，从而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持续性。带有偏见且往往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和体制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华盛顿历届政府单方面改变政策、规则和公约，也破坏了人们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计划（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信心。 刻意紧缩 虽然近期的通胀主要是由于供应方的干扰，但西方央行也通过提高利率和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开展了收缩需求的宏观经济调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 2022 年初开始的加息是没必要的，也是不恰当的。通过提高利率来挤压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也不可能解决供应方的干扰和收缩问题。 早先的“量化宽松”政策鼓励了更多的商业借贷，而西方中央银行的高利率则是收缩性和倒退性的。因此，目前世界经济的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政策造成的。 发展中国家早就知道“国际经济机构和安排”对它们不利。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为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广泛的改革，因此只能利用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尽管如此，一些政府已变得更愿意采取以前无法接受的措施。例如，几家保守的中央银行为应对疫情，对政府开支进行了 “货币融资” —— 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向国库贷款。 最近，日本、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中央银行拒绝与西方国家一起提高利率。相反，它们寻求并找到了新的政策空间，帮助减轻了国际经济紧缩的压力。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真诚地敦促全球央行在 2024 年年中之前提高利率。与此同时，财政紧缩的政策压力仍在继续，使数十亿人的境况变得更糟。 新自由主义？ 为了确保对 20 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北半球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了更大的市场准入和出口机会。 然而，自世贸组织（WTO）于 1995 年成立以来，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已慢慢逆转。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缘政治驱动的制裁和贸易武器化使政策逆转变得更为明显。 但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是一个错误的名称，因为除了选择性贸易自由化以外，它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加强和扩大了财产权与合同权，即：有选择地解释和执行国际法。 贸易自由化削弱了早先的选择性保护主义，而选择性保护主义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及工业化。关税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对最贫穷的国家而言。 知识产权 强调规则很少能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即使是 19 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也认识到，选择性和片面的新自由主义必将使财富集中。 产权总是以各种借口强化垄断权。北半球国家的政府现在认为，控制技术是称霸世界的关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大大加强了这一行为的产生。 由于知识产权更有利可图，企业分享或转让技术的积极性降低了。随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从 1995 年开始实施，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再次减少，进一步损害了发展前景。 2001 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公共卫生例外条款”无法克服知识产权障碍，无法确保在新冠疫情期间提供可负担的病毒检测、防护设备、疫苗和疗法，甚至引发了“疫苗种族隔离化”的批评。 经济武器化 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制裁，而这种制裁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是非法的。与此同时，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的获取也日益变得武器化。 海外投资本应维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加强奥巴马发起的“努力削弱中国”的同时，还敦促“本土化”，即：投资于投资者自己的国家。 最初试图投资于本国而非中国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然而，后来削弱中国的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友商投资”，即敦促企业投资于政治上结盟或友好的国家。 随着更多“经济停滞、地缘政治战略、经济政策、合作以及机构武器化”的出现，可用于增长、公平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新地缘政治危及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