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1日，马仲英率领部队抵达甘肃省永昌县城。进城后，见人便杀、遇财就抢，3200多人惨死。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西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控制着甘肃、宁夏等地区。冯玉祥作为＂基督将军＂，他的部队纪律相对严明，但在民族关系处理上存在诸多问题。国民军在西北地区推行的一些政策往往忽视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当时的西北地区，农业生产落后，交通不便，再加上连年战乱，普通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沉重的赋税和兵役负担让人民苦不堪言。许多地方民众对国民军的统治心存不满，这种社会矛盾为地方武装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年仅十七岁的马仲英开始崭露头角。他出身于甘肃河州的一个回族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当地的宗教氛围和军事传统。马仲英善于抓住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反抗冯玉祥国民军为旗号，迅速聚集了两万余人的队伍，自任＂司令＂，并任命马廷贤为＂副司令＂。 马仲英给自己的部队取名为＂黑虎吸冯军＂，初期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州一带，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的游击战术，给国民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928年，马仲英在河州地区与国民军展开了多次交锋。他采取的战术通常是避实就虚，打了就跑，充分利用山区复杂地形和当地群众关系开展游击战。尽管数次围攻河州城不克，但这些战斗让马仲英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面对马仲英的挑战，国民军采取了重兵围剿的策略。他们调集精锐部队，试图一举歼灭这支新兴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军援军的强大压力下，马仲英最终被迫撤离河州地区，率领部队向河西走廊方向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撤退中，马仲英与马廷贤的部队分道扬镳。马廷贤的部队大多散失，其部下韩进录投奔了宁夏的马鸿宾，而马廷贤本人则逃往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投靠了蒋介石。 马仲英进入河西走廊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整顿和扩张活动。河西走廊作为联系西北与中原的重要通道，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战略价值。马仲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有计划地收编当地武装，扩大自己的部队规模。 在这一过程中，马仲英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清真寺网络进行宗教动员。他以保护穆斯林利益为口号，吸引了不少信教群众加入。同时，对于那些不愿意归顺的地方武装，他则采取强硬手段加以威慑或消灭。 永昌县位于河西走廊的重要位置，是连接河西与内地的交通要道，也是当地一个相对富裕的区域。控制永昌不仅能获取丰富的物资，还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基于这些考量，马仲英决定进攻永昌县城。 1929年3月11日，马仲英率领部队抵达甘肃省永昌县城。进城后，马仲英部队见人便杀、遇财就抢，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就此展开，最终导致3200多人惨死，永昌县城陷入一片恐慌与血腥之中。 1929年3月11日，当时的永昌县城防御薄弱，城墙年久失修，仅有数百名地方团练维持秩序，根本无法抵挡马仲英精锐部队的进攻。县城居民主要由汉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组成。 马仲英部队采用了突袭战术，首先派出小股部队佯攻南门，吸引守军注意，随后主力从防守薄弱的西门一举突破。守军寡不敌众，很快溃败。当地团练尽管奋力抵抗，但在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差距使他们难以组织有效防守。 马仲英部队攻入城内后，立即展开了有组织的屠杀。他们分成若干小队，挨家挨户搜查，见人便杀，不分男女老幼。一些证人后来回忆，士兵们举着沾满鲜血的刀剑在街上奔跑，追逐躲避的市民。 这场屠杀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导致3200多人惨死。 屠城过后，永昌县城一片狼藉。少数侥幸生还者大多是通过躲藏在地窖、粮仓或附近山洞中逃过一劫。 马仲英部队在城内搜刮了大量财物，包括金银珠宝、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些战利品被系统地收集起来，部分用于犒赏士兵，部分则被马仲英留作军费。永昌作为河西走廊的富庶之地，这次劫掠为马仲英部队提供了充足的物资补给。 永昌屠城事件在甘肃全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引起了巨大震动。周边县城纷纷加强防备，一些地方甚至组织了自卫武装，以防马仲英部队的再次侵袭。消息传到兰州后，省政府被迫采取行动，调集兵力前往河西走廊，试图围剿马仲英。 然而，国民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却相对迟缓。当时的中央政府忙于应对各种政治和军事危机，对西北边远地区的关注有限。虽然有报纸报道了永昌惨案，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永昌事件后，马仲英的名声在西北地区臭名昭著，当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如同谈虎色变。然而，这并未阻止他继续扩张势力。利用从永昌掠得的资源和声望，马仲英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河西走廊一带继续进行军事活动，成为西北地区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