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云南王龙云的女儿报考西南联合大学落选，龙云叫侍卫长去找联大校长疏通一下，侍卫长嚅嚅半天说不好办，龙云怒道，省里给他们学校的照顾还少吗？就一个学生还照顾不了？侍卫长说，他们校长的女儿也没有被录取。龙云愣了一下，说算了算了。那个校长叫梅贻琦。没用的云南王，不顾全大局的梅校长。 梅贻琦，字月涵，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自小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他深入钻研传统经典，具备过硬的记忆力，能够随口背诵大量的经文。 成长在家国动荡的年代，他的父亲对他和兄弟姐妹的教育投入特别重视，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这种严谨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梅贻琦后来深厚的学术基础。 梅贻琦的求学之路始于天津南开学堂，这里不仅是他学习的起点，也是他人生早期形成坚定意志和学术追求的地方。作为张伯苓的学生，他展示出超群的才智和对知识的渴求。 后来，梅贻琦作为清华学堂首批公费留美学生之一，成功考入，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新阶段。 留美期间，梅贻琦选择了不同于其他学生的道路，他没有前往当时中国学生常去的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学府，而是选择了位于美国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 这所院校虽不如麻省理工等院校知名，但在工业技术教育方面享有盛誉。梅贻琦的这一选择反映了他独到的判断和对专业选择的深思熟虑。 在美国求学的岁月里，梅贻琦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管理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留学观。他强调科学研究应保持客观和冷静，对待学术应有科学家的精神态度，避免盲目跟风和个人情绪的影响。 归国后，梅贻琦于1931年至1948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首次出任校长之时，清华大学正处在学术和教育理念的转型阶段。梅贻琦秉承“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的信念，深知教育的质量依赖于教师的水平，因此他注重引进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以提升教育与研究的水平。 抗日战争期间，梅贻琦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继续担任校长，并参与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管理。西南联大作为战时高等教育的象征，其成立和运行对中国高等教育史具有深远意义。战争结束后，清华大学返回北平，梅贻琦继续推动学校的发展，直至1948年底。 在师德方面，梅贻琦特别强调教师不仅应拥有深厚的学识，更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他提出的“从游”教育法，借用自然界鱼群的游动来比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认为教师应当像大鱼引导小鱼一样，通过自身的行为榜样影响学生，让学生在无形中吸收知识与修养。 体育教育方面，梅贻琦在任教务长期间便开始重视体育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他不仅看重体育对于身体健康的贡献，更注重通过体育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他认为体育竞技不仅是技能的展示，更是合作与团结的实践。因此，清华大学在他的影响下，将体育作为必修科目，并将体育成绩与学生的毕业资格挂钩。 在民主治校方面，梅贻琦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大幅度提升了教师在校政管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他认为教授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主体，同时也应成为学校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和评议会成为学校决策和管理的核心机构，从教学到学生管理的每一个方面都体现了教授的智慧和决策能力。 对学生的态度方面，梅贻琦以宽容和关爱为主。抗战时期，面对校园内外的紧张局势和学生的激进行为，梅贻琦保护学生的安全，并力求减少外部冲突对学生的影响。 他在处理校内外事务时总是谨慎而深思熟虑，力求在保护学生的同时，也教育他们如何在严峻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1955年，梅贻琦移居台湾，成立新竹清华大学并担任校长，展现了他作为“终身校长”的形象。1962年，梅贻琦逝世后，其遗体被安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梅园”，以示对他贡献的纪念。 在台湾，他的教育理念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学生，新竹清华大学设立的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持续传承他的教育遗愿。 他在清华大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和“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至今仍被广泛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