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出生于1907年的江苏如皋。他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志向。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师叶企孙先生。在叶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王淦昌的物理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大学毕业后，王淦昌立志要到国外深造。1934年，他远渡重洋，来到了德国。在那里，他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师从当时德国物理学界的泰斗。 正当王淦昌在国外求学时，国内的时局却每况愈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大江南北，战火纷飞。但危难之中，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 1938年，王淦昌回到祖国。那时候，中国的大学都迁往了大后方。王淦昌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给学生们讲授物理。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王淦昌依然兢兢业业，倾囊相授。 卢沟桥事变后，王淦昌辗转到了云南昆明。在那里，他在云南大学任教，继续为中国培养物理学人才。每当学生们因为战乱而感到迷茫时，王淦昌总是鼓励他们要志存高远，学好知识，将来建设祖国。 抗战胜利后，王淦昌又回到了清华大学。他在物理系主持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新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常跟学生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科技必须要发达。作为科技工作者，大家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 1950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大力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王淦昌作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受命参加组建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机构。 为了尽快掌握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技术，中央决定先派遣科学家去苏联学习。王淦昌就是其中一员。1953年，他远赴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学习原子能技术。 在苏联期间，王淦昌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他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还阅读大量的俄文资料。就这样，王淦昌很快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原子核物理知识。 1956年，王淦昌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在苏联杜布纳举行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在那里，他当选为这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组建的国际性研究机构的副所长。 在杜布纳，王淦昌率领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开展了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工作。1959年，他们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个发现，填补了当时粒子物理学的空白，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工作，为他后来领导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那里，不仅学到了尖端的核物理知识，也结识了许多苏联的一流科学家。这些，都成为了日后中苏核能合作的重要桥梁。 就在王淦昌在杜布纳潜心研究的时候，国内的核武器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机构——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已经组建起来。苏联政府也派出了大批专家，帮助中国尽快掌握这一尖端技术。王淦昌，就成为了沟通中苏双方科学家的重要纽带。 在王淦昌和苏联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为了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工作，1958年初，二机部决定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的机构迁往北京。而王淦昌也结束了在杜布纳的工作，回国专心投入祖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 1960年初，正当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在中苏两国科学家的合作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传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要撤走所有在华帮助的苏联专家。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 就在苏联专家匆匆离去前夕，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方负责人：＂你们不用太担心，有王淦昌在，他是这方面的顶尖专家。即便我们走了，他也能带领你们完成这项工作的。＂这番话，给了中国科学家们莫大的鼓舞。 王淦昌临危受命，接过了核武器研制的重担。为了全身心投入这项事关国家命运的工作，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从此以＂王京＂的身份活跃在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中。 在王淦昌的带领下，中国科学家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都咬紧牙关，誓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王淦昌更是身先士卒，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