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解决“不敢扶老人”这一问题相当简单，只要两步施行到位就不会有问题了。 首先，

其实解决“不敢扶老人”这一问题相当简单，只要两步施行到位就不会有问题了。 首先，在扶老人的赔偿问题上应当施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扶的一方若要求赔偿，就必须有证据，而不应秉持“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这种观念。你想要他人赔偿，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这个证据应由要求赔偿的人提供，警方的调查结果也可作为证据。 第一步如果解决到位了，就轮到第二步。对于无证据却要求他人赔偿的情况，要严格按照“敲诈勒索罪”来处理。根据敲诈勒索的金额以及情节的严重程度，量刑分为三个等级：如果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会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般而言，金额在2000元至5000元以上就被视为数额较大；如果数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会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通常是指金额在3万元至10万元以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存在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一般是指金额在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 如此简单的两步，估计“老人不敢扶”这一问题就能轻松得到解决。这两步之所以能够有效解决“不敢扶老人”的问题，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一、从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 在当下社会，公平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当我们确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时，事实上是在还原事实的本真。扶老人本是一种善意的举动，如果因为做好事而被无端索要赔偿，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以往一些案例中，施助者往往处于被冤枉的境地，仅仅因为无法自证清白而遭受精神、经济等多方面的损失。而现在，把举证的责任交给主张赔偿的一方，这就使得双方在权利义务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为扶老人这一行为提供了公正的保障。 同时，对于无证据索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更是对公平公正的有力维护。这一举措明确地告诉所有人，恶意索赔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不是可以肆意利用他人善意谋取私利的地方。通过严格的法律界定，能够消除人们心中对扶老人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担忧，让大家相信，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自己善意的行为不会被歪曲。 二、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 在社会风气这一层面，这两步实施到位后，将产生深远的良好影响。过去“不敢扶老人”现象的存在，让大家在面临他人需要帮助时产生了犹豫和退缩心理，这使得社会中的互助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而一旦这两个举措开始执行，人们就会发现，扶老人这件事重新变得纯粹。当善意的行为不再担心被讹诈，更多的人就会愿意伸出援手。 这种转变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向着更加积极、温暖的方向发展。大家会看到，社会重新成为一个可以放心释放善意的地方，这种改变不仅仅体现在扶老人这一件事情上，还会延伸到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当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得以重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三、从法治建设的层面分析。 这两步的实施也是法治建设的良好体现。“谁主张谁举证”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基本规则，它明确了在涉及扶老人纠纷中的证据责任，体现了法治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而将无证据索赔定义为敲诈勒索罪并细化量刑标准，则是在完善法律框架对这类特殊社会现象的规制。 这样明确而细致的法律规定，对于普及法治思想有着重要意义。普通民众在了解这些规定后，不仅会在扶老人这件事上有更清楚的行为准则，也会对法治有更深入的认知。他们会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范围内是如何界定的，从而增强法治意识，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有序、法治健全的社会环境，让社会的运行更多地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减少不必要的道德争议和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这简单的两步不仅仅是解决“不敢扶老人”问题的有效手段，更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社会风气和法治建设等多方面有着积极推动意义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