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曾国藩在京当官时，将弟弟曾国荃带在身边亲自教授。一日，曾国荃突然宣布，以后不和兄嫂坐一起吃饭，兄弟各吃各的，两天后，他坚决要回湖南老家。曾国藩多次问他原因，他却闭口不说！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第六次参加秀才考试，结果依然未能中榜，甚至被学台挂上了“悬牌批责”，指责他的“文理太浅”，并以佾生的身份进行注册。“悬牌批责”意味着曾国藩被当作反面典型公开批评，并标明他的考卷文理不通，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批评。曾国藩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反而把自己的考卷与模范试卷一同拿来反复对比，总结出自己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曾国藩终于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高中秀才，开始了自己的科举之路。 咸丰二年，太平军的叛乱蔓延至湖南，土匪作乱，百姓民生困苦。咸丰帝派曾国藩前往长沙操练民兵，以保卫家园。面对复杂的局面，曾国藩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实施了严厉的治安政策，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曾国藩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解决了湖南当地官员无法处理的难题，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也因此招致了大量的官员怨恨。他还创办了“审案局”来处理社会治安案件，这一举措触及了当地官员的利益，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感。 在此之后，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这支军队不仅要求军人每三天或八天进行一次政治动员，还命令曾经纪律松散的绿营兵与湘军共同“会操”。绿营兵对湘军这些“土包子”感到不屑，常常借机与湘军发生械斗。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绿营兵竟然公然围攻曾国藩的住所，并将其几名随从打伤，曾国藩本人也差点遭到杀害。当时的巡抚骆秉章距离曾国藩的办公地点仅一墙之隔，却对这一事件装聋作哑，毫无反应。 1841年的一天，曾国藩独坐书房，思绪飘回两年前的秋日。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刚刚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位。清闲的日子里，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把弟弟接到京城，亲自教导一番？经过一番商议，大家一致认为，17岁的三弟曾国荃正是求学的大好时机。于是，便由父亲曾麟书从湖南老家把曾国荃带到了京城。 年少的曾国荃初到京城，满心欢喜。兄弟俩一同游览了几天，还和家人一起过了个热闹的春节。曾国藩对这个聪颖的弟弟寄予厚望，他要亲自教导他，让他今后也能学业有成，早日登上仕途。 八月的一天，曾国荃突然宣布，他要回湖南老家，从此不再与兄嫂同桌吃饭。曾国藩大惑不解，百般询问缘由，曾国荃却闭口不言。一向严于律己的曾国藩开始反思，莫非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妥，才惹得弟弟如此生气？他又去问妻子欧阳氏，可欧阳氏也想不出自己哪里得罪了小叔子。 多年以后，曾国藩的曾孙曾宝慈道出了当年曾国荃反常举止的缘由。原来，曾国荃素来爱喝浓茶，每顿饭后必饮一杯新沏的茶汤。一日，欧阳氏见曾国荃杯中尚有剩茶，遂为他续了些开水。不料这一举动竟深深伤了曾国荃敏感的自尊心，自此他便再也不肯与嫂子同席。 除此之外，曾国藩与弟弟多年的年龄差，也是导致矛盾的一个原因。久居兄长之位，又早有建树，这使得曾国藩在教导弟弟时，难免以师长自居。他对曾国荃要求严格，有时不免流于苛刻，这在无形中加深了二人的隔阂。 曾国藩有着写日记的习惯，他将其命名为《求阙斋记》，其中“阙”指的是缺失，这时刻提醒他要自省并克制自己的恶习。他曾说过，“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于书，以便触目克治。”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慎独”，认为“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这些习惯帮助他在不断反思和修正中逐渐磨砺自己，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 初次带领湘军出征时，曾国藩屡次遭遇挫败。在岳州和靖港的战斗中，他的队伍屡败于太平军，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信心，甚至一度有自尽的念头。但在部属的劝救下，曾国藩重新振作，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后，他逐渐积累了经验，并最终越挫越勇，最终达到了封侯拜相的地位。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虽然看起来有些笨拙，但却成为了堑壕战的雏形。 在天京保卫战中，湘军围困了太平军的首都长达三年之久，期间曾国藩指挥士兵在城外深挖壕沟，层层包围，形成了坚固的围攻圈。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城里的士兵种起了小麦，等着战斗结束。 面对这种局势，朝廷急于扑灭太平军的最后一丝气力，试图让李鸿章增援。但曾国藩希望能独占这一战果，不仅能获得功劳，还可以安抚疲惫不堪的湘军。因此，他坚持继续围困，最终消耗了太平军的最后力量，完成了这场艰难的胜利，时人称其为“曾铁桶”。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门下时，曾发生过一件小事。一天早上，李鸿章因起不来床而谎称头疼，不去吃早饭。曾国藩听后，派人回话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你若不来，早饭便不能开。”李鸿章慌忙起床，急忙赶到。事后，曾国藩告诫他：“这里所尚唯一诚字而已。”曾国藩十分注重诚实，认为军队的基础就是诚信，士兵可以请假，但绝不能撒谎。这种对“诚”的严格要求，使得湘军上下都信守承诺，军心稳定，最终屡建奇功，成功扑灭了太平天国的烈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