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1979年春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杨显东坐在全国政协农业小组会议的席位上，耳边是与会者激烈的讨论声。谈论的焦点，正是他接下来要发言的主题——农业学大寨。 ＂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会场内，杨显东坚定而又略显紧张的声音响起。他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心声，却也注定会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事实上，5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重视粮食、轻视经济作物的政策导向，使得农业发展畸形。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更是扼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然而，受＂左＂倾错误思潮影响，＂农业学大寨＂之风却愈演愈烈。 70年代末，许多地方在＂两个凡是＂的口号下，继续大搞形式主义，不顾实际盲目追求粮食增产。种种错误做法，致使农村百废待兴、民不聊生。 杨显东的家乡山西省昔阳县，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重点县。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当地硬是在山坡上开荒种粮，不仅产量低下，还导致水土大量流失。老百姓常年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在调研中，杨显东深切体会到农民的不满和困苦，坚定了他挺身而出、直言不讳的决心。 另一方面，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勇敢尝试，也让杨显东看到了改革的曙光。1978年秋，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极大风险，瞒天过海搞起了包产到户。仅一年功夫，粮食产量就翻了几番。这个曾经靠国家救济度日的＂三靠队＂，竟然有余粮可卖了。包产到户虽还是禁区，但其积极效果已初现端倪。 杨显东的发言，道出了农村改革势在必行的现实需求，表达了无数农民渴望改变命运的心声。尽管他因此受到保守势力的批评和打压，但大势不可阻挡。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这其中，就凝聚着杨显东等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开拓创新的忧国忧民之心。 杨显东等人的呼声，虽然得到不少同情和认同，但要在政策层面推动农村改革，仍需克服重重阻力。当时主张学大寨的论调在许多领导人中根深蒂固，他们对包产到户能否适应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心存疑虑。一些坚持＂左＂的观点的同志，更是视包产到户为＂分田单干＂的翻版，是对集体经济的背离。 在一些重要会议和官方媒体上，反对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撰文指责包产到户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一些地方官员也趁机抨击已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要求立即叫停，回归集体生产的老路。 面对党内外的强烈质疑，改革的前景似乎陷入迷雾。关键时刻，一代伟人邓小平挺身而出，为改革扫清障碍。作为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有着深邃的洞见。 早在60年代初，邓小平就支持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他深知农业集体化后积弊丛生，为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地探索新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通过南巡等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包产到户为农民带来的实惠。他欣喜地看到，一批曾经贫困落后的农村，通过创新生产方式，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在1980年4月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农村改革。他指出，对于一些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要让政策更加灵活，允许因地制宜地采取包产到户等形式，使每家每户都能自主创收、改善生活。 邓小平特意叮嘱，不要因为担心资本主义复辟而束缚农民的手脚。他强调，只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就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反而会让社会主义焕发更强大的生机活力。 邓小平的表态，无疑给了改革派极大的鼓舞。此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列举大量事实，以理服人，有力回击了反对改革的各种论调。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随着改革得到中央的首肯，越来越多的地区迈出了包产到户的步伐。 1980年5月，邓小平会见安徽省负责人，对该省在农村改革中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亲切地询问农民增收的情况，鼓励当地继续大胆试、大胆闯。安徽的改革实践，后来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板。 保守势力虽然顽固，但在邓小平等改革派坚定支持下，农村改革的航船最终冲破重重迷雾，驶向光明的彼岸。杨显东的直言不讳，道出了农村的心声；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则引领农村走向改革的康庄大道。正是一代代仁人志士接续努力，中国农村才在曲折中实现伟大的变革，焕发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