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青岛市台西医院住了1位老干部——黄成，他的儿子、儿媳在身边照顾。几个月后，公安局派人来，告知：“组织给你家分了3套房，1套给你居住，另外2套给你大儿子和三儿子居住。” 黄永胜，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高级将领，他曾担任重要军职，指挥过无数战役。 1971年9月12日，对黄永胜而言本是个普通的休息日。这一天，他与长子黄春光一同去理发，父子俩在小路上散步闲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中。回家后，他还逗弄着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孙子，婴儿被逗得咯咯笑。。 当天晚上，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宁静。电话通知他晚上八点半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对于这样的通知，身为高级军官的他并不陌生，会议常常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他带着警卫兼秘书费四金前往会议地点——大会堂的＂福建厅＂。 事实证明，这确实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9月24日，黄永胜在会议上被逮捕。当他被带出会场时，嘴里不断喊着＂冤枉＂，但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随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被羁押在北京卫戍区某团部，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 直到1981年1月25日，经过约两个月的公审，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同年8月，他获准保外就医，被安排到山东青岛生活。此时，他的刑期从1971年被羁押之日算起，已经服刑了将近十年，剩余的刑期约为八年。 出狱后，组织要求他改名生活。起初，他对此表示强烈抵触，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践踏。但经过多次沟通和思想斗争，他最终接受了这个安排，改名为＂黄成＂。 黄成有个心愿，想去广州看看自己的老部下和老同事，但这个请求被婉拒了。因为他仍处于服刑期间，只能在青岛市区自由活动，若想出省，需要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还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 1981年，青岛市台西医院住了一位特殊的老干部——黄成。表面上看，他只是一位需要医疗照顾的年迈病人，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曾经的黄永胜将军。在医院的日子里，他的几个儿子和儿媳轮流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为他端水递药，陪他散步聊天。 医院的生活虽然单调，但对于刚从监狱出来的黄成来说，已经是一种解脱。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些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与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圈。尽管身份特殊，但在日常交往中，他更多展现的是一个普通老人的一面：关心天气变化，讨论时事新闻，偶尔回忆过去的一些平常经历。 几个月后，公安局派人来到医院探视他，告知道：＂组织给你家分了3套房，1套给你居住，另外2套给你大儿子和三儿子居住。＂这些房子位于四方区鞍山路的一栋新建成的干部宿舍楼里，都是三居室。此外，他每月还能获得100元的生活补助。对于这些安排，黄成没有表示异议，对于当时的他而言，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1981年，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台西医院，带来了组织对黄成及其家人的住房安排。这次探访不仅是例行公事，更是关系到黄成今后生活的重要事项。工作人员详细说明了住房分配方案：在四方区鞍山路的干部宿舍楼里，为黄家人准备了三套三居室的住房。其中一套给黄成本人居住，另外两套分别给他的长子和三儿子。 搬家那天，黄成的儿子们忙前忙后，将父亲的生活用品和一些简单的家具运到新居。虽然家具不多，但房间宽敞明亮，比起医院的病房，这里更有家的感觉。 黄成的大儿子和三儿子也搬进了分配给他们的房子，这样一来，他们照顾父亲也更加方便。两个儿子的工作也已经落实，虽然不是什么高位，但能够安稳地生活下去，已经是组织对他们的照顾了。黄成对这些安排没有表示异议。 虽然保外就医给了黄成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虽然不多，但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然而，金钱上的支持并不能弥补行动上的束缚。作为一名仍在服刑期间的人员，黄成只能在青岛市区活动，如果想要跨出这个区域，必须事先申请并获得批准，而且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 黄成曾经表达过想去广州看望老部下和老同事的愿望，但这个请求被婉拒了 在受限的环境中，黄成依然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他坚持每天早起，按时做一些简单的锻炼，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他会在允许的范围内散步，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儿子同行。 黄成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保外就医两年多后，即1983年4月26日，他因病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黄成表达了一个遗愿：希望能在去世后穿上当年的55式军服。 黄成的家人尊重了他的这个遗愿。在他去世后，家人为他穿上了55式军装，让他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告别人世。随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湖北咸宁的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