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毛主席，问了一个让众人为难的问题，“主席先生，新中国建立后，您取消了之前与我们西方国家签订的一切条约，这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 在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进程中，人才的培养始终不可忽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重大失败，这些失败的根源通常都与脱离实际和盲目模仿他国经验密切相关。 在1927年的大灾难中，早期的党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虽然革命信仰坚定，但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共产国际的理论与经验虽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但若单纯照搬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革命的成功必须根植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1930年，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中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理论。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必须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他认为，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掌握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在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带领队伍不断克服困难。 当时的指挥官王明，虽然受过苏联的严格训练，但其提出的欧洲平原的作战方式在中国的山区并不起作用，导致了大量人员的牺牲。 毛泽东逐渐成为党内最为权威的领导者。 党内的思想逐步向毛泽东的观点靠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 这一认识，最终在1945年中共七大时明确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入推行整风运动，强调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来纠正学风与世界观。 他要求知识分子脱离空洞的理论，关注如何为中国革命服务。 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毛主席的理论为新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诞生。 然而，在西方记者的提问下，新中国对待与外界的旧条约的态度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毛主席在面对记者的质询时，没有表现出激动或愤怒。 相反，他沉稳地回应道不平等条约本身没有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其领导团队明确表示，要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废除那些历史上由旧政府在压力下签署的屈辱条约。 毛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我们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国家要首先解决内部问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了条约委员会，着手对旧政府签订的条约进行清理。 1950年初，北京市军管会宣布收回外资军营，并取消外国驻兵权。 美国甚至发出警告。 然而，新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再接受任何外来控制。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与苏联的交流中，毛主席争取到了一定的支持。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主席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尊重人民的国家。 在废除条约的过程中，毛主席赢得了苏联的支持。 新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后，逐步与世界其他国家签订了平等互利的条约。 同时，毛主席继续关注人才培养。 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教育应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同时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4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那些脱离实际的烦琐哲学，并在南昌强调，知识分子如果脱离群众，将没有太多实际用途。 1972年，中国开始转向西方国家。 与此相对，美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愈发膨胀，治理能力急剧下滑，内部政策接连出现失误。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扩张。 然而，中国依然不为西方的潮流所动摇。 中国的崛起并非偶然。毛泽东早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很重要。 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系列战略性人才的培养。 若没有当年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人才布局，中国可能会像一些东欧国家那样面临政治动荡。 苏联拥有强大的军力和工业基础，但苏联的领导层脱离了实际。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意识形态过于理想化。 与此相对，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理论的正确性，还需要实践中的验证。 正因如此，毛泽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积极推进教育革命，特别是注重培养青年干部的政治经验。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 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权力的交接虽然容易，但政治经验的积累却极其困难。 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党和国家的干部拥有充分的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的积累是经过多年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结果。 毛泽东强调，权力的交接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的过程。 参考文献：[1]宋月红.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J].河北学刊,2024,44(5):26-3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