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中山早期革命提供支持的洪门社团，在孙中山当选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立即遭到禁止，有点“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可真实原因是这样吗？ 孙中山在革命时期曾加入过洪门社团，获封 “洪棍” 之职，洪门不仅为孙中山起义募捐巨款，甚至抵押温哥华等地致公堂房产筹措资金。武昌起义后，各地洪门更以 “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 的通电助力其当选，堪称革命同盟的重要力量。 然而孙中山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立即颁布《禁止秘密结社令》，强调民国不允许社团存在。 洪门作为明末清初形成的反清秘密结社，以 “反清复明” 为宗旨，孙中山则以“驱除鞑虏”为革命口号，双方在推翻清朝的目标上高度一致。1904 年孙中山经洪门大佬黄三德引荐加入洪门，获封 “洪棍” 之职。 洪门遍布海内外的组织网络、底层动员能力及资金支持（如美洲致公堂筹款），为孙中山发动起义（如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提供了关键资源。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革命者转变为国家建设者。洪门作为秘密社团，其帮派属性（如私刑、收保护费、控制码头等）与新政权倡导的法治社会格格不入。例如，1912年上海光复后，洪门“青帮”头目陈其美虽为革命功臣，但其帮派治理模式引发市民不满，迫使孙中山思考如何剥离革命与帮会的关系。 洪门本质上属于传统会党，其终极理想是恢复“明朝旧制”或建立帮派主导的地方权力；而孙中山主张建立西式共和政体，强调宪政、民权和现代化。随着革命深入，这种理念冲突愈发明显。例如，洪门成员多将革命视为“改朝换代”，对“三民主义”缺乏理解，甚至参与1913年“二次革命”中的劫掠行为，损害革命形象。 1895-1911年间，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中，洪门参与的起义（如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均因组织松散、装备落后而失败。相比之下，1911年武昌新军起义的成功，凸显了现代化武装的优势。孙中山总结称：“会党可用为偏师，而不可恃为主力。” 洪门以封建等级制（如龙头、香主、红棍）和江湖义气为纽带，而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国民党则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孙中山曾批评洪门“思想陈旧、纪律涣散”，难以适应现代政治斗争。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他明确提出“革命党必须与会党划清界限”。 民国初年，许多洪门组织沦为地方恶势力，与军阀、土匪勾结。例如，上海青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以“革命功臣”自居，却从事鸦片贸易、绑架勒索，严重损害革命声誉。孙中山曾痛斥此类行为“与革命精神背道而驰”。 孙中山对洪门的态度转变，本质上是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缩影。洪门作为旧时代的产物，虽在推翻清朝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组织形态、文化基因与社会功能已无法适应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求。 孙中山的限制政策，既是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唯有超越传统会党的局限，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这一过程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任何革命力量若不能自我革新，终将被时代浪潮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