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人在堆成山的尸体上浇满了煤油，随后点燃了火把，火焰开始燃烧。这时候一具尸体突然开始扭动，他内心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他一定要活下去。没想到，凭借这个强烈的信念他成了几千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一个人。
南京，这座被誉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城市，自古以来便充满了浓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气息。历代文人墨客到访，总忍不住发出“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的感叹。然而，1937年冬天的南京城，这份千年古韵被战火无情地打破。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局的推进，日军长驱直入，中国大片领土沦陷。淞沪会战的三个月鏖战虽英勇悲壮，但上海终究落入敌手。之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自然成为日军的下一个侵略目标。
日军在南京外围展开进攻，防线迅速被突破。蒋介石对唐生智发出电报：“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图整理而期反攻。”然而，这封电报已无法改变南京被侵占的命运。南京城在日军的屠刀下，彻底沦为人间炼狱。
大规模的屠杀、奸淫、纵火和抢劫，让整座城市充满了绝望与痛苦的呼声。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街头巷尾布满尸体，野狗啃食着遇难者的遗骸。南京变成了一座被鲜血浸透的地狱，30万同胞在这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
在这片被悲剧笼罩的土地上，少数幸存者如行尸走肉般苟活。他们目睹了家园被毁、亲人惨死的惨状，内心的伤痛比肉体的折磨更深。南京警察伍长德是这场灾难的见证者之一，他亲历了日军屠杀2000多名警察的全过程。1946年，他在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用悲愤的语言揭露了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1937年12月的南京城陷入一片火海，城内到处是穷凶极恶的日军和地狱般的惨叫声。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赶尽杀绝，大街小巷堆满了尸体。在这个人间炼狱里，一个叫伍长德的小警察正在司法院难民收容所里躲避日军的屠刀。
收容所本应是躲避战火的安全地，却也逃不出日军的魔爪。一天，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闯了进来，骂骂咧咧地用枪逼着所有难民出去排队。被赶出来的两千多人被一根长绳子分成一批批，不知被押解到何处。
机关枪扫射的刺耳声不时响起，伍长德跟着自己这一批难民来到了汉中门外，只见那儿尸体堆积如山，他们显然将步那些尸体后尘。就在日军下令开枪的瞬间，他猛扑进尸堆中，僵直身体一动不动装死。子弹呼啸而过，又一批难民应声倒下，鲜血染红了汉中门外。
接着，日军又泼上汽油，丢下火把，要把尸体毁尸灭迹。熊熊烈火吞噬着尸体，浓烟滚滚，伍长德身上的衣服也燃烧起来。他背上的刀伤在灼烧，喉咙被呛得快要窒息。
就在他意识即将模糊的时候，他瞥见旁边有条护城河。于是他悄悄一点点挪动残破的身躯，趁着夜色和烟雾的掩护跌入河中。冰冷的河水让他清醒了一些，也浇灭了身上的火苗。在强烈求生欲的驱使下，他顺着河水艰难地爬向远处。也许是天意眷顾，日军竟然没发现他的踪迹。
伍长德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到一处偏僻的宅院，躲进厨房的角落里。为了不露馅，他在自己脸上抹灰，伪装成乞丐模样。然后他连滚带爬，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逃往安全区，终于得以幸存。
伍长德亲历的那场屠杀，仅仅是日本侵略者无数暴行中的一幕。南京大屠杀中，30万无辜同胞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与杀戮，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才迎来了总清算的时刻。
追究战争罪行的正义呼声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响起。1941年12月4日，苏联政府率先发表宣言，提出在战争结束后必须严惩战争罪犯。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明确指出，战后将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行径。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第十条更是直言：“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于严厉之法律裁判。”正义的审判成为不可动摇的共识。
那些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最终被押往中国，在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南京城，接受正义的审判。为了妥善处理战犯，中国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成为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南京、北平等十地设立的军事法庭，负责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共逮捕了2357人。这些战犯有的在中国就地抓获，有的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归国。对于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则分别在东京和南京两地展开。
这些审判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告慰，也是对战争暴行的控诉。在南京军事法庭中，许多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战犯被定罪，接受应有的法律惩罚。这些审判不仅揭露了侵略者的残忍，更向全世界昭示了正义的力量和对和平的坚定追求。
面对历史的深重苦难，我们应如何铭记与反思？全程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