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60万大军，大部分都是未成家的青年，为了解决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连出三个“昏招”。
1949年初，蒋介石拒绝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谈建议，一再坚持以军事防御为手段固守失地。他在厦门、广州、重庆部署防御，但各路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士气低落，最终兵败如山倒。12月10日，蒋介石黯然撤离大陆，带走了大量黄金、文物和60万军队。
作为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政府内部早在1942年便对华政策展开讨论，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支持国民党，利用台湾作为西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另一派则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然崩溃，继续投入资源毫无意义。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选择支持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不再对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的放弃使蒋介石既愤懑又无奈，他只能自称“靠自己”，试图稳固自己的统治。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台北的士林官邸成为他的主要居所。作为一名迷信风水的政治人物，他特意选择了三面环山、地形呈口袋状的士林官邸，以“藏风聚气”。
蒋介石依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每天凌晨五点准时起床。他起床后总是轻手轻脚，避免打扰刚刚入睡的宋美龄。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士林官邸的侍从们，他们必须提前半小时起床为其准备。
蒋介石对饮用水的要求反映了他事无巨细的控制欲。他坚持每天饮用特制的温白开水，这些水需要在烧开后冷却至特定温度备用，另一杯则保存在保温瓶中以便随时取用。即使外出，他也要求随身携带两个保温杯，分别装着温水和白开水。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时，蒋介石率领近60万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由于仓促撤退，大部分只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壮年士兵，他们与家人、爱人阴阳两隔，开始了异乡漂泊的生活。
战争创伤和思乡之情让这些士兵身心俱疲。他们既难以融入台湾社会，又对反攻大陆渺无希望。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台湾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些单身男性连婚配都成了难题。为了安抚军心，国民党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却进一步剥夺了士兵们的人身自由。
为了阻止士兵退伍成家，蒋介石规定38岁以下士兵一律不准结婚，士官长想退役也得等到50多岁。制度上的羁绊导致这群人中有5万多人终身未娶。与此同时，＂军中乐园＂之类的特殊机构在军中悄然兴起，妄图以此解决士兵的生理需求。但它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幌子，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症结。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发展，常常出台各种手段应对人口问题、社会矛盾和权力维护。蒋介石“军中乐园”的策略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了强化军队凝聚力和士气，他将寡妇征召入军营，负责后勤事务并承担将士们的生理需求。勾践以此缓解军中紧张情绪，也巧妙地解决了寡妇的生活问题。尽管这一措施受到士兵欢迎，但从女性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强权的体现。
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问题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农业经济对劳动力的高度依赖，以及战争对青壮年男性的大量消耗，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成为统治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些背景下，历代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手段来促进人口增长，其中包括通过严厉的婚姻管理政策来提高生育率。
周朝时期就已经设立了管理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负责登记出生人口并监督适婚年龄的男女结婚。根据《周礼》的记载，男子三十岁必须结婚，女子二十岁必须出嫁。这些规定不仅涉及婚龄限制，还明确规定了结婚所需的聘礼标准，以减轻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媒氏还组织了规模化的相亲活动，鼓励男女在适婚年龄尽快成家。如果有人无故拒绝结婚，则被视为违法，将受到处罚，甚至可能被安排强制配对。这样的政策虽然表面上以家庭幸福为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出生率，巩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基础。
到了汉代，统治者更进一步，通过经济手段逼迫适婚女性尽快出嫁。汉惠帝时期规定，凡十五岁以上未嫁的女子，其家庭需要缴纳额外税款。这一政策对普通百姓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家庭尽早为女儿安排婚事。同样的策略在西晋时期再次被实施，只是年龄限制放宽到十七岁，且地方官员被赋予了直接指定婚姻对象的权力。
为促进人口增长，限制僧尼数量和严禁私阉的政策也屡见不鲜。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盛行，寺院僧尼人数激增，直接减少了可育龄人口的数量。北魏时期的皇帝下令禁止奴婢出家，并对僧尼数量加以严格控制，试图通过减少宗教群体来增加生育人口。唐代统治者多次采取类似措施，唐武宗更是在灭佛运动中强制还俗了数十万僧尼，使他们重新成为生育劳动力。明代洪武皇帝则明确规定，只有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才允许出家，从制度上限制了年轻女性脱离生育角色的可能性。
五代时期，权贵私养宦官成为普遍现象，造成大量男童被阉割。北宋和明代政府通过立法禁止私养宦者，并对实施阉割行为的人处以严厉刑罚。尽管明清两代曾加强打击力度，甚至对自阉者及协助者施以极刑，但因少数宦官地位显赫，社会中仍有人铤而走险，最终未能彻底杜绝这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