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作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贺诚却没有被授衔，也没有被授勋，这

1955年授衔，作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贺诚却没有被授衔，也没有被授勋，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全军高级干部中反响最激烈。

1958年初春，北京城内的一场授衔仪式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一次补授仪式，获授中将军衔的是贺诚同志。与其他将领的授衔现场不同，这次仪式显得格外庄重而意味深长。三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授衔大典上的缺席，让这次补授更添几分特殊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授衔中，贺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空缺。作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他，按照资历、贡献和职务，本应该在1955年那场授衔大典上获得相应的军衔。然而，当时的授衔名单中，偏偏少了这位为革命医疗卫生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同志的名字。 这一缺席在当时引发了军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全军高级干部中，这个问题更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与贺诚共事过的同志们都清楚地记得，这位老革命在战争年代为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务工作者，更是红军卫生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然而，历史总是会给予公正的评价。1958年的这次补授，某种程度上是对之前缺憾的一种弥补。这次补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授衔仪式，更是对一位老革命者多年贡献的肯定。尽管来得稍晚，但这份迟到的荣誉依然显得弥足珍贵。 贺诚，这位见证并参与了中国革命历程的杰出人物，其人生轨迹跨越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从参与北伐、广州起义，到土地革命战争，再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时代，贺诚始终在军医与后勤保障的第一线，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不仅在医学上造诣深厚，而且在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方面同样展现出了极高的才华，成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英雄之一。 贺诚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同年，贺诚顺利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这一学术背景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贺诚便投身到了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医务工作，并随军参与了北伐战争。那时的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份医务工作不仅是为士兵们提供救治，更是他踏入革命战场的一扇门。通过北伐战争的经历，他深刻感受到战争对人民与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也使他对医学的价值与革命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1927年，广州起义爆发，贺诚没有犹豫，他立刻加入了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起义，担任了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在这场起义中，贺诚凭借自己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军事经验，为起义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医疗保障。在如此复杂严峻的战斗中，他不仅要面对战场上的伤员，还要处理起义过程中涉及的政治与后勤难题。可以说，贺诚在起义中的工作，是军事行动和政治任务的紧密结合，这也为他日后在更广阔的革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打下了基础。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诚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经四师军医处处长，兼任海陆丰后方医院院长。他深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对战局的重要性，因此始终致力于改善红军的医疗设施和条件。战争的严峻性常常让医疗资源紧张，但贺诚没有被困境压垮，反而在艰难的条件下，发挥了他出色的组织和调度能力。 在这段时间里，贺诚积极参与了军委总军医处、军委抚恤委员会和军委总卫生部的工作，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他不仅要负责前线的医疗保障，还要协调后方的供给与慰问工作，确保红军战士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救助。与此同时，他还肩负着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的职务，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医学人才。 1937年，贺诚远赴苏联学习，先后进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学院和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深入钻研国际先进的医学理论和技术。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充电提升的黄金期，他不仅学到了更多的医学知识，也对世界革命形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尽管身处异国他乡，贺诚从未放弃对祖国革命事业的关注，回国后，他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推动了中国革命医学体系的发展。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贺诚回到国内，积极投入到解放战争的后勤与医疗保障工作。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后，贺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在东北的战场上，随着战事的推进，前线伤员不断增加，医疗资源极度紧缺。贺诚毫不退缩，带领团队多方协调，为战士们提供了及时的医疗援助，并且在保障部队战斗力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工作，有效防止了战斗过程中大规模传染病的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继续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为中国军事医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军事医学的领军人物，贺诚不仅关注医学技术的革新，也高度重视军事后勤保障工作。通过他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军事卫生事业逐步形成了完善的体系，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和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