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什么连小孩都要杀死？ 1942年，久保寺尚雄所在的部队在山东农村进行所谓的＂搜查＂行动。他们声称要寻找武器，却一无所获。随后，他们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将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家禽和食物全部掠夺一空，这意味着村民将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日军对此毫不在意，依然执行其掠夺政策。 在这次搜查中，他们发现了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身上有枪伤。日军立即怀疑此人是共产党员，进行了严刑拷打。尽管这位村民在酷刑下坚贞不屈，日军最终还是将其处决，并杀害了所有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村民。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杀戮行为被日军当作＂训练新兵胆量＂的手段。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对儿童的杀害。一次行军过程中，久保寺尚雄的队伍遇到路边的一对母子，队长下令久保寺将那个小男孩击毙。面对无辜的稚子，久保寺也一度不解为何要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孩童。而队长给出的理由令人毛骨悚然：虽然这个孩子现在年幼无力，但几年后他可能会加入共产党对抗日军，因此必须提前消灭以绝后患。 在青岛，久保寺所在的部队开展了＂抓捕劳工＂的行动。他们强行掳走大量青壮年，不顾老人和孩子的哭喊与恳求，将这些劳工运往日本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这些被抓走的劳工在日本境内被迫从事最艰苦的工作，每天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甚至有时整日无食可得，导致大部分人最终活活饿死。 日军如此残忍行为的背后，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这种教育从小灌输优越感和对敌人的仇恨，将中国人等亚洲民族描绘成低等的存在，从而使日本士兵在心理上完成了对敌人的＂非人化＂过程。 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让日本士兵相信他们是为了＂亚洲解放＂而战，同时认为任何抵抗者都是应当铲除的障碍。这种思想与德国纳粹的种族优越论有相似之处，但日本军国主义更强调天皇的神圣性和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这导致日军在执行命令时展现出更极端的残忍。 日军队长提出的＂绝后患＂论调揭示了一种系统性的残忍逻辑：他们不仅要消灭当前的敌人，还要铲除未来可能的威胁。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导致他们将儿童也视为潜在的敌人，从而不惜对最无辜的生命痛下杀手。 在军队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命令高于一切。久保寺尚雄在接到杀害儿童的命令时，虽有疑虑，但军队体系中的服从压力和同僚效应使他最终执行了这一残忍命令。在战场环境中，个人道德常常被集体意志所压制，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情境力量＂。 战场环境对人性恶的放大效应不容忽视。远离家乡、面对持续的生命威胁、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普通人在特定环境中能够实施平时难以想象的暴行。这并非为日军暴行开脱，而是帮助我们理解：战争这一特殊环境如何将人性中的阴暗面无限放大，导致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 1945年，随着战局逆转，日军开始从中国撤退。然而，撤退并不意味着所有日本军人都能顺利返回故土。像久保寺尚雄这样的日军，只有一小部分人获准撤离，大多数则被留在中国。他们最初被安排从事铁路建设等工作，寄望早日归国。 命运却给这些日本军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们被转移的目的地并非日本，而是苏联。在苏联，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直到同年八月，随着日本彻底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苦难也随之结束。 战败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沿着铁路两侧，可以看到无数日本平民——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不分昼夜地行走，试图逃离战火。许多人因饥饿和疲惫倒在路边，他们的尸体无人问津，也无人掩埋，成为战争最为悲惨的见证。 更令人唏嘘的是，不少日本军人在无法承受战败打击的情况下选择了自尽。面对彻底失败的现实，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仿佛坠入了人间地狱，绝望笼罩着每一个人。 几年后，久保寺尚雄和其他战犯从苏联被转移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他们原以为等待自己的将是更加悲惨的命运，认为中国人必定会以最严厉的方式报复他们曾经的暴行。然而，现实与他们的预期截然不同。 在这种人道环境的影响下，包括久保寺尚雄在内的许多日本战犯开始真正反思自己的罪行。战争初期，他们可能只是出于服从命令才执行那些暴行；在被俘后，他们可能只是因为身处敌方而表面认错。但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长期教育下，许多战犯真正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残忍本质。 久保寺尚雄在他的口供中公开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并对任何判决都没有异议。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不再是迫于压力的妥协，而是发自内心的忏悔。 随后，许多日本军官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面对这些判决，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认为这是对自己罪行的正当惩罚。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让这些曾经的侵略者无地自容，直到离开中国的那一天，许多日本战犯仍在深深忏悔并不断感叹中国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