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副司令陈继承通知“中央军”将领：“凡一个团以上的兵力调动，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剿总的命令不必理会。” 陈继承和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被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八人中，以陈继承的存在感最低，他也是唯一不是上将衔的。 陈继承是江苏靖江人，保定军校二期生，毕业后在粤军任职。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继承在何应钦的推荐下，担任军校的中校教官。 在军校任职的陈继承，很快引起老蒋的注意，将他引为亲信。早期的陈继承，在老蒋的扶持下，晋升速度是很快的，北伐开始时，他是第一军第二师的团长，一年后，就已是22师的师长了。 1932年，陈继承升任第一军军长兼洛阳卫戍司令，成为老蒋“黄埔系”的骨干将领。后来，陈继承在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连吃败仗，引起老蒋的震怒，夺去了他的兵权。 由于被老蒋认为“缺乏指挥能力”，陈继承后来担任的职务，大都是教育、后勤、训练类的，基本没有再在前线领兵作战过。 “西安事变”时，跟着老蒋到西安的陈继承，在所住的西京招待所被扣押。 在被询问身份时，陈继承操作浓重的乡音回答“我是陈继承”，被奉命抓人的士兵误听成了“陈诚”。陈诚在主持整军时，打压吞并杂牌，名声很差，一个士兵听闻眼前之人是陈诚，作势就要开枪。 陈继承的妻子吴慕墀挡在前面，喊道：“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啊，你们不能乱杀人。” 陈继承吓得脸色苍白如纸，双腿一软，“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连连求饶。 后来，有在场的人员将陈继承跪地求饶的狼狈样子，密告给了老蒋，惹得老蒋很是不满。跟着老蒋在西安一同被扣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人，在事变结束后，都获得了进一步的重用，唯独陈继承丢掉了职务，被打发去“中央军校”（原黄埔军校）当了教育长。 1947年12月，保定绥靖公署、张桓绥靖公署撤销，原有的防区、部队编入新设立的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傅作义任总司令。 傅作义非“中央军”将领，而是“绥远系”的首领。老蒋起用傅作义，是看上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绥远系”十几个师的兵力，但这种任命是充满猜忌的。 为了防止“绥远系”的势力过分膨胀，以及加强对华北“中央军”的控制，老蒋秘密召见了时任北平警备总司令的陈继承，叮嘱说：“武民（陈继承的字），华北局势复杂，傅宜生那边我始终不太放心，你去担任华北剿总第一副总司令，替我盯着点，务必保证对华北部队的掌控力。” 傅作义的“绥远系”部队，陈继承这个副总司令，肯定是指挥不动的，老蒋口中的“华北部队”，指的就是“中央军”。 陈继承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又是老蒋的“八大金刚”，资历深厚。对华北的“中央军”将领而言，陈继承无疑是颇具威望的 “老人”，对他的态度，比总司令傅作义，更为恭顺。 有陈继承在，傅作义对“中央军”很难指挥的动，“绥远系”和“中央军”矛盾重重，坐观成败、各自为战的现象非常严重。 有一次，傅作义想让“绥远系”的一个将领出任北平警备副司令，不想遭到陈继承的阻止。傅作义前脚把推荐电报发到南京，陈继承后脚就给老蒋发去密电，说傅作义举荐的人不可靠云云，导致这次人事调动被搁置。 陈继承对华北的“中央军”控制的很紧，没有他的同意，傅作义甚至连一个团都调不动。 1948年1月，“绥远系”头号主力35军在涞水遭受解放军的重创，军长鲁英麟在和傅作义通了电话后，情绪激动之下，开枪自杀。 涞水之战中，傅作义派去救援35军的部队，基本都是“绥远系”的，而相邻的“中央军”，都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傅作义气愤之下，去电老蒋请求辞去“剿总”总司令。老蒋收到电报后，左右为难，一方面需要依靠傅作义来维持华北局势，抵御解放军的攻势，毕竟，论能力傅作义可是强陈继承甚多。 另一方面，老蒋又不愿轻易放弃对华北“中央军”的控制，这可是老蒋的“命根子”。 于是，老蒋只能是不断安抚傅作义，不时的开具“空头支票”。 1948年夏，陈继承在未与傅作义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下令警备司令部派兵武力制止上街的学生，造成了学生的伤亡。此事引起轩然大波，面对各方压力，傅作义再次去电老蒋，说：“陈继承引发民愤，若不将其撤职，我决难继续担任剿总司令。” 老蒋虽去电斥责陈继承，但还是舍不得免掉这个亲信。直到辽沈战役打响后，老蒋见局势危急，不能再让傅作义和陈继承内耗下去，影响华北部队的军心，这才一咬牙，下令将陈继承调离华北，改任南京卫戍总司令。 陈继承的调离，就结果而言，极大减轻了傅作义后来起义时的阻力。在陈继承走后，接任“剿总”副总司令、北平警备司令的李文，在傅作义面前，就是个“小字辈”，难以掀起风浪。 陈继承的南京卫戍总司令，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张耀明接任，他则改任“战略顾问”。看来，老蒋尽管信任陈继承，但对他的能力却不放心。 此后的陈继承，再未担任重要职务，成了边缘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