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孟繁成去喝房东大叔家儿子喜酒，吃饭时，房东大叔女儿冯玉凤突然对孟繁成说：我要找对象了，孟繁城红着脸说他不懂。 “你不急，我也不急。”冯玉凤说完这话，转身端起一盘菜，留孟繁成一个人在婚宴桌前发愣，那一刻，他第一次觉得，这顿喜酒不好咽。 1972年的山西农村，冯玉玺的婚礼热闹非凡，鞭炮声混着笑声响成一片，可孟繁成却盯着碗里的酒，脑子里乱成一团。冯玉凤那句话像根刺，扎得他心口发紧。 他低头抿了口酒，抬头时，却见她远远地站在院子里，红裙子在人群中晃眼，像在等他的答案。可他能给什么答案呢？他一个北京来的知青，连自己的未来都看不清，又怎么敢回应这个18岁姑娘的心思？ 那是1972年的秋天，山西横山大队的村子里，土坯房顶冒着炊烟，空气里飘着玉米糊糊的香味。孟繁成坐在冯家炕沿上，手里端着冯大婶刚煮好的面条，热气扑面，暖得他眼眶有点湿。 那是他下乡第四年，从北京来的少年早已被风吹得脸颊发红，双手粗糙，可他还是坚持每天刷牙叠被，甚至在昏暗的油灯下翻书。冯玉凤第一次见他这样，就忍不住多看两眼。她14岁，没上过学，却对这个城里来的“文化人”满是好奇。 那天晚上，冯玉玺去地里干活还没回来，冯大婶忙着喂鸡，家里静得只剩风声。冯玉凤端了把小板凳，挪到孟繁成跟前，低声问：“繁成哥，你能教我认字吗？我也想跟你一样，懂得那么多。”她眼里的光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孟繁成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他翻开一本破旧的课本，指着“人”字教她念。她学得认真，歪歪扭扭地在土墙上写下第一个字，嘴角咧得像个孩子。那一刻，孟繁成心里一暖，觉得自己在这荒凉的村子里，总算有了点意义。 从那天起，每到傍晚收工后，冯家的小屋就成了“课堂”。油灯摇曳，孟繁成教冯玉凤认字，后来冯玉玺也加入进来，三个人围着桌子，纸上满是歪斜的笔迹。冯大婶瞧着这场面，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这北京来的小孟，真是个好后生！” 几个月过去，冯玉凤已经能读懂简单的信，连写字都带了几分秀气。她常偷偷看孟繁成，眼里藏着说不清的情绪，可他却只当她是妹妹，没往深处想。 日子一晃到了1972年，冯玉玺要结婚了。婚宴那天，村里热闹得像过年，院子里摆满桌子，鸡鸭的香味弥漫开来。孟繁成作为冯家的“贵客”，被拉到主桌上喝酒。冯玉凤忙前忙后，身上那件红裙子是她攒了半年布票做的，衬得她脸蛋越发白净。 她端着菜走过孟繁成身边时，突然停下，低声问：“繁成哥，二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个读过书的，你说我去不去？”孟繁成正夹着块鸡肉，手一抖，筷子差点掉桌上。 他抬头看她，她眼里藏着笑，又像藏着别的什么。他脸一下子红了，支吾着说：“我……我不懂这些，你自己看着办吧。”冯玉凤哼了一声，丢下那句“你不急，我也不急”，就扭头走了。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孟繁成心里。他喝了口酒，偷偷瞥她忙碌的身影，突然觉得，这几年教她认字的时光，好像不只是师生那么简单。可他不敢细想，他一个知青，迟早要离开这村子，能给她什么呢？ 婚宴散了，他躺在窑洞的硬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冯玉凤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两年后，1974年的春天，孟繁成接到通知，要调到县里的染厂工作。他收拾行李那天，冯玉凤站在村口的小路上，风吹得她头发乱飞。她红着眼问：“繁成哥，你走了，还会回来吗？”孟繁成低头踢了块石头，声音低得像蚊子哼：“玉凤，我得去城里，这是我家里的安排。” 她咬着唇，眼泪啪嗒掉下来：“那我呢？你教我认字，让我有了盼头，现在你却要走？”孟繁成喉咙一紧，他多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只是拍拍她的肩，轻声说：“你会找到更好的人。” 说完，他转身走了，背影被夕阳拉得老长。冯玉凤站在那儿，哭得像个孩子，可他没回头。 到了染厂，孟繁成遇到了王秀秀，一个比他小三岁的本地姑娘。车间里的人都看得出俩人有意思，连主管都笑着说要当媒人。可孟繁成把这事写信告诉家里时，母亲回信语气严厉：“你是要回北京的，别在这小地方瞎耽误！” 他没敢跟王秀秀说实话，她察觉他态度冷下来，黯然请了几天假。1977年，王秀秀嫁给了同事李新明，婚礼那天，孟繁成躲在宿舍没去，捏着她送的瓷茶罐，手抖得厉害。 后来，他听说冯玉凤嫁了个不怎么样的男人，日子过得磕磕绊绊。他心里一阵酸涩，总想着，如果当年他留下来，她会不会过得更好。 多年后，孟繁成再没回过那个村子。听说冯玉凤后来学会了写信，常给远方的亲戚寄去问候，可信里从没提过他。他把那瓷茶罐摆在书桌上，偶尔擦擦灰，像是擦不去的青春遗憾。 那是个年代，知青下乡的故事里，多少人像他和冯玉凤一样，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情感间挣扎，最终留下叹息。 1970年代的知青返城潮，让无数乡村恋情无疾而终，冯玉凤的等待，不过是那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渺小，却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