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迁徙录：司马迁笔下的游牧部落与流放者的血色图谱》 一、公元前111年：

《蜀道迁徙录：司马迁笔下的游牧部落与流放者的血色图谱》 一、公元前111年：司马迁的邛崃叩问 汉武帝元鼎六年，36岁的司马迁攥着父亲司马谈的手札，在邛崃关的雨雾中辨认着岩壁上的刻痕。这是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之后，首次深入西南夷腹地。据《太史公自序》推算，他抵达严道的时间，恰在汉军平定南越、设置犍为郡的次月——这片被秦人称为“严道”的土地，此刻正弥漫着新铸铜钱的铜腥气。 在严道古城废墟，司马迁遇见了一位鬓角染霜的羌人向导。老人蹲在秦代陶片堆前，用羌语混杂着蜀话讲述：“这些刻着‘严’字的瓦片，是严君疾的族人留下的。”《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秦武王元年（前310年），曾为秦相的樗里疾（严君疾）因直言获罪，被发配至严道筑城。考古队后来在荥经同心村发现的战国墓群中，一座带有“严”字铭文青铜戈的墓葬，其主人骨架右臂有明显战伤——这与史载严君疾“善用兵”的记载暗合。 二、流放者的路标：从彭越到刘长的蜀道苦旅 司马迁在《史记·彭越列传》中记载的那场政治流放，比他的到访早了近百年。汉高帝十年（前197年），梁王彭越被废为庶人，“徙蜀青衣”。当彭越的囚车碾过徙国故地时，当地羌人还记得那些囚衣上绣着的梁国纹章——如今，在青衣江出土的汉代漆器上，“梁氏”戳记仍清晰可辨。这些漆器极可能是彭越家族流放时携带的遗物，与同时期荥经曾家沟汉墓中出土的“半两钱”范，共同构成了汉初政治流放的物质证据。 更惨烈的流放发生在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被贬，“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最终死于邛邮（今邛崃一带）。司马迁在严道民间听到的传说中，刘长的随从曾在徙国旧都遗址挖掘水井，却挖出秦代青铜戈——戈身上“成都”二字，恰是当年秦王子嬴辉督造的兵器。这一细节被司马迁写入《淮南衡山列传》，成为连接秦汉两代流放史的关键注脚。 三、司马相如的文墨与徙族的悲歌 公元前135年，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南，途经严道时写下《喻巴蜀檄》。在邛崃天台山，司马迁发现当地羌人至今流传着“相如过徙国”的传说：这位蜀地文豪曾在徙族首领的帐中，见过用牦牛血绘制的迁徙路线图——图上标注的“岷山牧地”“严道铜山”“青衣盐泉”，正是徙族三代人辗转的生存脉络。 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传说。严道古城出土的汉代木牍上，墨迹未褪的《凡将篇》残句，与司马相如的辞赋风格如出一辙；而荥经出土的青铜鍪上，刻画的羌人牧马图旁，隐约可见“徙”字巴蜀图语——这或许是司马相如记录的“筰马、牦牛，以此为币”的实物注脚。当司马迁抚摸着这些文物时，他忽然明白，为何相如在《难蜀父老》中感慨：“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徙族的迁徙，正是这“非常之事”中最沉默的注脚。 四、游牧部落的地层学：从秦戈到汉瓦的绞杀 在严道铜山矿洞深处，司马迁借着火把看见的景象，成为《史记·货殖列传》的重要素材：层层叠压的矿渣中，既有秦代的三棱铜镞（与咸阳秦陵出土的一致），也有汉代的五铢钱范。最令他心惊的是，在秦代地层中发现的人骨——其颈椎处的青铜项圈，刻着徙族特有的羊头图腾。这与《华阳国志》记载的“秦徙严允羌于严道，为铜铁官”相互印证：所谓“徙民”，实则是将游牧部落变为矿奴。 汉代严道城的扩建，彻底碾碎了徙国的最后生存空间。在城墙基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汉代“临邛”“成都”铭文的砖瓦片，与羌人陶罐碎片混杂交错——正如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所写：“徙、筰之属，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虽颇受汉历节，然俗殊政异。”当汉帝国的砖文覆盖了羌人的图腾，徙族的迁徙史，最终变成了地层中一层薄脆的文化夹层。 五、司马迁的未竟之志：在流放与迁徙间照见文明 离开严道前，司马迁在天全河畔遇见一位铸钱工匠。老人掌心的铜锈，与两百年前邓通铸钱时的痕迹并无二致——历史在这片铜脉上，不过是权力的循环碾压。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叮嘱：“余死，汝必为太史令；为太史令，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此刻，那些被流放的王侯、被迁徙的部落、被焚烧的宗庙，都在他的竹简上凝结成一句话：“严道之地，非独铜山也，乃天下流放者之镜、迁徙者之碑。” 公元2023年，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出土的青铜罍，腹部纹饰清晰呈现羌人迁徙场景：前有秦军持戈开道，后有汉吏执简记录，中间是扶老携幼的徙族——这与司马迁笔下的“随畜迁徙，毋常处”形成跨越两千年的互文。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这些文物时，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游牧部落的消亡，更是无数被历史巨轮碾碎的“徙国”：他们是资源争夺的祭品，是政治流放的注脚，却在司马迁的笔端，留下了文明最本真的血色指纹。 结语：当迁徙成为宿命 司马迁从未在《史记》中为徙国单独立传，但他在西南夷的泥淖中跋涉的每一步，都在为这个消逝的部落撰写墓志铭。从严君疾的贬谪到彭越的流放，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