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关税万字复盘：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关键因素仍是AI革命？（中）
摘自 BayesCrest 贝叶斯之美
美国历史上的关税复盘
美国独立战争起源与建国后关税政策的分野
独立战争的关税诱因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收歧视性关税、限制其自由贸易，成为激化矛盾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殖民者认为，既要承担沉重税负又无法在议会中拥有代表，违背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最终演变成激烈对抗。建国后两大政治派系的分歧
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代表北方工商制造业利益，主张使用高关税、贸易保护和建设中央集权的财政金融体系（典型代表：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代表南方种植园等农业利益，倾向低关税，鼓励用农产品出口交换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典型代表：总统杰斐逊）。
这两大路线冲突，奠定了此后美国关税政策反复摇摆的基调。
美国历史上主要加征关税的事件与影响
1. 1828 年“厌恶税率” (Tariff of Abominations)
背景：保护北方工商业，针对羊毛、大麻、亚麻及其制成品大幅提高关税。结果：平均关税率从 1790 年不到 15% 提高到 1830 年的 62%，达到历史极值。北方工业获益，但南方农业强烈不满，南卡罗来纳州甚至出现试图分裂的倾向。为避免内部分裂，美国政府在此后逐步降低关税，到 1859 年已降至 20% 以下。
启示：高关税政策虽在短期内保护了某些产业，却也加深了地区矛盾，不得不在后续做出让步。
2. 1861 年《摩利尔关税法案》（Morrill Tariff）
签署者：林肯总统上台后即签署。主要内容：平均关税上调至 37.5%，并扩充征税范围。历史大背景：法案生效数日后南北战争爆发，高关税政策在战时始终维持在 40%-50% 水平。后果：战争加之高关税，造成巨大经济负担。内战期间的严重经济萧条与财政压力，与高额关税相伴生。
启示：在国内冲突加剧之际，再度提高关税成为战争经济的一部分，然而也加深了内部经济压力。
3. 1922 年《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
背景：一战结束后，欧洲农业与工业复苏，“战时红利”消失，美国国会为了保护国内农民利益而再次提高关税。实际效果：美国农民处境并未明显改善；股市也未得到提振——道指在随后一年下跌约 10%。综合评价：高关税并未能阻挡国际经济环境的整体变化，对国内农业的扶持作用有限。
启示：关税手段在战后“供需再平衡”阶段并不能解决农产品滞销、价格下行等结构性问题。
4. 1930 年《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背景：大萧条初期，胡佛总统希望通过大幅提高关税（覆盖 20000 多种商品）来保护美国本土就业和产业。结果：引发其他国家强烈的报复性关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到 1931-1932 年，美国进出口额均下跌了 50% 以上，经济萧条继续深化；1929-1934 年，世界贸易规模缩水 66%，道指下跌 65%。综合评价：高关税措施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环境下加速了保护主义蔓延，进一步打击国际贸易，深度加剧了大萧条。
启示：在经济危机时刻推行的关税壁垒，只会加重全球性衰退，对本国经济也造成严重反噬。
5. 1980 年代对日本的系列贸易限制
主要举措：1981 年，迫使日本主动限制汽车出口；1983 年，对日本摩托车征收 45% 重税；1986 年，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价格；1987 年，对日本电视、计算机征收 100% 关税。背景：美国在 1970-80 年代初遭遇“滞胀”，里根总统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减税+强硬国防”，同时对日本实施强硬的贸易保护。结果：美日贸易逆差并未显著改善，反而在 1987 年达到 567 亿美元的高峰；不过，美国国内实现了“无通胀的经济增长”，股市也出现长达约 20 年的牛市。新一轮科技革命（个人电脑、半导体、软件崛起）在里根时期蓬勃发展。
启示：即使高关税、贸易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某些产业的竞争压力，但未必能有效缩小贸易逆差，其宏观影响也往往被其他因素（科技、货币政策、财政刺激）所掩盖或放大。
6. 2017-2020 年特朗普时期关税
政策特点：与里根类似的“减税 + 强硬国防”组合；对主要贸易伙伴（尤其中国）实施更直接、更高烈度的关税措施；宏观经济表现有类似 1983-1985 年“强美元、高赤字、高利率”风貌，但规模和持续度均弱于里根时期。经济与股市：美国标普 500 在特朗普任期内上涨 68%，年均涨幅约 14%；科技股表现依然亮眼，但“高赤字+贸易逆差”格局并未实质改善。
启示：高关税在短期有助于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保护部分传统产业，但对长期贸易失衡的改善较为有限。
整体评价与规律总结
①关税的核心目标：维护国内利益，无论是早期对北方工业的保护，或二战后对农业和制造业的扶持，再到冷战时期针对日本的遏制，关税政策始终服务于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需求。它往往与时代背景、地缘政治、内政需求紧密关联。
②政策效果因时代与配套措施而异
成功案例：里根时期（1980s）大循环之所以被认为在宏观层面取得“成功”，主要由于减税、科技革命、强势美元政策等多方共振，并非关税一项所能支撑。
失败或负面案例：斯穆特-霍利法案在大萧条背景下进一步恶化贸易环境；1922 年法案未能挽救农民困境；对日本征收关税也未改变美日贸易逆差的根本走向。
② 高关税常伴随全球反制与贸易冲突
每次美国实施高关税后，都会引发全球或双边层面的报复性措施。从历史经验看，这些报复往往对美国经济自身造成伤害，尤其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保护主义会雪上加霜。
③ 对股市与就业的影响具不确定性
有时高关税保护了部分行业，但并不一定能带来整体就业和股市的向好，相反，在供应链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关税可能抬升制造成本、打击出口、引发报复性关税，负面影响更为复杂。
④ 政治博弈与民意考量的重要性
历史上，多次关税法案的推出或提升都与国内政治氛围、选举考量紧密相关。高关税措施常被包装为“捍卫国家利益”的手段，对选民或特定游说团体有短期吸引力。
启示：关税政策的多元思维是应有之义
① 需求时代背景、地缘政治、配套政策的综合评估单纯依靠关税保护并不能根本解决贸易逆差或产业结构问题；若能与科技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外交手段相配合，方可在宏观层面体现更强的政策效力。
②谨慎看待“贸易保护主义”的副作用美国多次实施高关税后遭到他国反制，对出口造成损害；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当下，更需权衡报复性关税对本国企业乃至消费者的间接影响。
③ 避免“经济衰退+高关税”组合下的恶性循环大萧条时期以及其他衰退期的案例显示，高关税会引发贸易萎缩、加深萧条；当经济下行时，盲目加税往往进一步破坏全球市场，历史证明效果非常负面。
④ 更长期视角：产业升级与竞争力提升回顾成功的美国经济扩张阶段（如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 IT 产业崛起），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产业创新和科技突破，而非高关税保护；关税只能在短期给少数产业“喘息之机”，难以替代持续的科技与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