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他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此

1976年1月8日，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他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此时距离周总理离世仅仅才过了3个小时。 1976年1月8日凌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一片肃静。韩宗琦站在解剖台前，双手微微颤抖。作为北京医院副院长，他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此时，距离总理逝世仅过了短短三小时。 ＂现在我们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下，好好研究一下，如果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一点贡献，我还是很高兴的。＂韩宗琦的脑海中回响着总理生前的嘱托。这不仅是一位病人的遗愿，更是一个伟人留给医学事业的最后礼物。 当韩宗琦开始整理总理的遗体准备解剖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周恩来上衣口袋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这是一张周恩来和张云逸、孔石泉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两行题词：＂劳山遇险，仅余四人。＂ 韩宗琦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收好，心中泛起阵阵波澜。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而是总理珍藏了39年的宝贵记忆。韩宗琦想起同事们曾讲述的1937年那场险情：周恩来在前往西安的途中，在劳山遭遇伏击，25人的队伍最终只有四人生还，其中总理的副官陈友才为掩护他而壮烈牺牲。 ＂总理一直记得那些为他牺牲的战友。＂韩宗琦轻声自语，继续他的工作。 解剖工作进行了几个小时。韩宗琦的发现令人心痛：癌细胞已在总理体内完全扩散，肝脏、肺部和大脑等器官都发现了恶性肿瘤。医学上的结论简单明了：总理在生命最后时刻忍受着难以言喻的剧痛。 韩宗琦想起了去年九月，自己守在手术室外的场景。那是总理第四次大手术后不久，他几乎虚弱得无法站立，却仍然坚持询问云南个旧矽肺病和肺癌的防治问题。 ＂那个场面，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韩宗琦后来回忆说，＂他问我知不知道云南锡业公司旷工肺癌发病率很高？我说我知道，他问我知道了为什么还不去，还让我赶紧去。我当时都懵了，要知道总理不久后就要做手术，但他做手术之前还在想着这个事...＂ 如今，韩宗琦看着解剖台上这位伟人的遗体，眼前浮现出过去三年来总理与病魔抗争的一幕幕场景：1972年确诊膀胱癌、1973年大量便血、1974年癌症复发，以及之后的十几次大小手术。四十天一次手术，这是怎样的痛苦啊！可总理从未向病痛屈服，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心里装的仍然是国家大事和人民冷暖。 解剖工作结束后，韩宗琦在医院太平间整理着记录。他的发现令人心痛：周恩来总理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蔓延至全身，肝脏、肺部和大脑都发现了恶性肿瘤。作为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总理在生命最后阶段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韩宗琦正要离开，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赶来，告诉他需要为总理准备后事服装。大家找遍了总理的衣物，却发现所有衣服几乎都打着补丁，就连内衣也不例外。最终选定了一套灰色拉绒中山装，虽然旧了些，但好在没有补丁。 当工作人员将准备好的旧衣服送到医院时，韩宗琦打开一看，立刻怒不可遏：＂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为什么拿一件旧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新衣服！＂他的声音在太平间回荡，脸上写满了不满和悲痛。 工作人员没有解释，只是默默接受了韩宗琦的指责。他们都明白医生的心情，却不能告诉他邓颖超的原话：＂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一件新衣服都十分困难，他去世后我们更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 正当韩宗琦忙于总理后事时，他听闻了一个消息：周恩来逝世的当天，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这是总理生前的遗愿。三天后，邓颖超委托张树迎和高振普执行撒骨灰的任务，她对他们说：＂你们是跟随恩来工作多年的人，我决定让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们能为恩来做的最后一件事。＂ 韩宗琦回想起总理1975年初在病床上说过的话。那时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从今以后国务院的工作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医院不让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都来和大家见一面。＂即使在医院里，总理仍在关心国家大事，为甘肃定西和庆阳地区百姓缺衣少粮而流泪内疚，关注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的问题。 想到这里，韩宗琦不由得回忆起那张在总理上衣口袋中发现的照片。照片背后的＂劳山遇险，仅余四人＂让他陷入沉思。这是1937年4月的事了。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西安，在劳山遭到伏击。副官陈友才因保护总理而牺牲，被敌人误认为是周恩来。那次伏击中，共有11名战士壮烈牺牲，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久洲四人幸存。 这张照片被总理珍藏了3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离身。韩宗琦想，总理对战友的这份记挂，与他对人民的牵挂，是同样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