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这人很奇怪，在抗日战中，蒋介石因为作战失利，没少杀人。可在解放战争中就枪毙了一个人。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受德日军事思想影响。他在军事上推崇＂严格纪律＂和＂令行禁止＂，这种观念在他后来创办黄埔军校时得到了充分体现。1924年，在孙中山的指示下，蒋介石创办了黄埔军校，旨在培养一支忠于国民革命的军事力量。在黄埔军校的训练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纪，要求学员绝对服从命令，不得有任何违抗。 蒋介石对＂军令如山＂的理念几乎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军队是国家的支柱，而军纪则是军队的命脉，对违反军令的行为往往采取零容忍态度。这种治军风格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高级将领因为战场失利而被处决，即使这些失利并非完全由他们个人造成。 黄埔一期学生中，有三位因为作战失利或事件责任被蒋介石下令枪毙，成为了蒋介石严厉军法的典型案例。 第一个是龙慕韩，安徽怀宁人，在中日兰封会战中因＂作战失利＂而被处决。当时龙慕韩任第88师师长，负责守卫兰封城内，而其上司第28军军长桂永清则负责城外防御。然而，桂永清面对日军压力时擅自撤退，导致龙慕韩孤立无援。为避免全军覆没，龙慕韩不得不撤离兰封城。尽管他随后带领部队历时三天成功收复兰封，蒋介石仍于1938年6月17日下令将其枪决，时年仅40岁。 有史料记载，龙慕韩的家属曾向军事委员会递交申诉信，质疑为何真正擅自撤退的桂永清没有受到同样严厉的处罚，但这封信件最终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第二个是薛蔚英，山西吕梁人，在武汉会战中被控＂贻误战机＂。作为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奉命增援马当要塞，当时距离不过几十里路。考虑到日军可能在大路设伏，薛蔚英选择走小路，不料在复杂地形中迷路，导致延迟两天到达。此时马当要塞已失守，蒋介石追究其责任，于1938年8月15日在武汉将其枪决。 据薛蔚英生前战友回忆，薛曾在行刑前写下遗书，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战局的担忧，并非畏战，而是受困于恶劣的战场环境和不完善的地图情报。 第三个被处决的是酆悌，黄埔一期中的核心学员，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和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担任湖南保安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的酆悌在实施＂焦土抗战＂策略时，因准备仓促导致长沙提前起火，烧毁十几万间房屋。为平息民怨，蒋介石下令将其枪决，尽管有迹象表明酆悌本人并不知道是谁点的火。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的军法特点是即决即行，缺乏完善的审判程序。当战场失利发生时，高级将领往往成为责任的承担者，而真正的战场复杂性和多方面因素常被忽视。蒋介石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和刚毅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向全军传递＂失败无法容忍＂的信号。 这种严厉的军法处置对军心产生了双面影响：一方面确实强化了军令的权威性，使得指挥官不敢轻易违抗命令；另一方面却也导致许多将领在作战时过度谨慎，不敢大胆决策，甚至出现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极端现象，实际上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灵活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从与日军的正面对抗转向了与共产党的内战。这一转变不仅带来了战争性质的改变，也深刻影响了蒋介石的治军策略。1945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军队从初期的优势逐渐陷入全面溃败，军队士气普遍低落，将领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离心离德现象。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个人日记中流露出了与抗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据《蒋介石日记》披露的内容，他开始反思自己在抗战时期对军事失败的严厉处置是否恰当。在一则1947年的日记中，蒋介石曾写道：＂徒以严惩失职之将领，而不能正视战略布置之不当，是否为军事失败之根本原因，实应深思。＂这种自我怀疑在他的公开言论中从未表露，却在私人日记中有所体现。 随着解放战争的持续失利，蒋介石意识到军队上下人心不稳，若继续采取抗战期间的严厉军法，可能会导致更多将领倒戈或消极应战，进一步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崩溃。 与抗战时期动辄枪决将领的做法不同，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仅枪毙了一位高级将领——王耀武。王耀武作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在徐蚌会战中负责守卫重镇宿县和蚌埠。1948年11月，面对解放军的猛烈攻势，王耀武未能有效组织防御，导致部队被歼灭，自己也被俘。 蒋介石在1949年初下令军事法庭以＂贻误战机、不尽职守＂等罪名对王耀武进行缺席审判，最终判处死刑，但由于王耀武已经被俘，这一判决没有实际执行。相比之下，同期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失利的众多将领，如傅作义、杜聿明等人，都没有受到类似的严厉处罚。 这种处罚标准的明显差异表明，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大幅度调整了军法政策，即使面对频繁的军事失败，也极少追究将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