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奄奄一息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躺在病床上，这时候的他已经骨瘦如柴了。因长年劳累和营养缺乏，梅贻琦的癌症，在发现时已经转移到身体各处了，医生也无力回天。 1962年的台大医院，梅贻琦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这位曾经挺立讲台、行走校园的清华校长，如今被癌症夺去了健康与活力。病床上的他，与另一位文化巨擘胡适相伴，两位民国教育泰斗同处一家医院，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胡适看到老友病情日益恶化，某日轻声劝慰道：＂贻琦兄，立一份遗嘱吧，于公于私对后人有个交代。＂梅贻琦听后只是安静地摇摇头，沉默不语。他的一生清白磊落，又何须刻意留言？ 两个月后，胡适因突发心脏病离世，这一消息让梅贻琦更加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而他自己的病情也在迅速恶化，医生们束手无策——长年操劳的身体已无力与癌细胞抗争。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梅贻琦关心的仍然是清华的未来。 病床边放着一个手提包，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当他的学生们前来探望，每次都会不自觉地看向那个包，轻轻抚摸几下，确保它安然无恙。没人知道包里装着什么，直到1962年5月19日，73岁的梅贻琦终于闭上了眼睛。 清理遗物时，人们才发现那个手提包里装着一本账本，记录着清华基金17年来的每一笔收支，分毫不差。这个基金从1948年离开大陆，到香港、美国，再到台湾，始终被他小心守护。这笔钱，是他认为属于清华的财富，不是个人的财产。 梅贻琦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台湾的学生们自发凑钱，为这位一生奉献教育的老人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的棺材上覆盖着清华大学的校旗，这是对＂永远的清华大学校长＂最高的敬意。 然而，这场葬礼却少了最重要的人——他的家人。因两岸阻隔，他的独子梅祖彦和幼女梅祖芬都留在大陆，无法前来送别。几个月后，他们才从大陆报纸上得知父亲已经离世的消息，那种痛苦与遗憾无法言表。 回望七年前，1955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梅贻琦，放弃美国的安稳生活，只身前往台湾，着手创建新竹清华大学。他将这视为自己对清华的责任，对教育的担当。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决定，会让他与大陆的家人从此阻隔，再无相见之日。 梅贻琦的一生是与清华紧紧相连的。回溯这段情缘，要从1909年说起。那年，一个天津贫寒家庭的青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这个青年就是梅贻琦，他前往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1914年学成归国。 归国后的梅贻琦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位小他九岁的南开中学学生来找他温习功课，两人有时通宵达旦地讨论学业。这位年轻学生，正是后来的周恩来。 1915年，梅贻琦来到清华任教。当时的清华大学远不如今日显赫，只相当于留学预科学校，最高班程度仅与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相当。教了半年书后，梅贻琦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倦意，暑假回天津时向恩师张伯苓吐露了想换工作的心思。 张伯苓严肃地训诫他：＂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忍耐。回去，继续教书！＂谨遵师命，梅贻琦乖乖返回清华，这一忍耐竟然是一辈子。 1931年12月3日，42岁的梅贻琦正式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清华校长一职已空缺长达10个月，他的前任吴南轩因与师生理念不合，被赶到校外一家饭店办公，仅做了两个月就离职。面对如此艰难局面，梅贻琦硬是在清华校长任上坚持了17年，将清华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梅贻琦的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清华的发展。他在首次就职演说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名言。他始终坚持＂教授治校＂，自称＂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开会时总是默默而坐，偶尔起来端茶倒水，从不干涉教授发言，由他们争吵辩论。但形成决议后，他会负责任地执行到位。 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实现了学术自由、百花齐放，成为大师荟萃之地。李政道、杨振宁、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华罗庚、钱学森、钱钟书等一批世界级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从这里走出。值得一提的是，1955-1980年中国科学院遴选出的470多位学部委员中，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这意味着当时的清华为新中国培养的奠基型人才占到了半壁江山。 抗战爆发后，梅贻琦带领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大。虽设立校务委员会联席主席，但实际掌校负责人是梅贻琦。在艰苦的战时条件下，他紧紧追随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坚持教育中立，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 梅贻琦为人公正，从不徇私。西南联大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女儿龙国壁考试成绩差几分未达录取线，被拒之门外。龙云派秘书去疏通说情，结果秘书回来告诉他：＂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落榜了。＂龙云闻言心服口服，再也不提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