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0日，最后一批中越战俘交换现场，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慢慢走向边境，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出人意料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 1979年2月，为回应越南的边境挑衅和侵略行径，中国被迫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战火虽然短暂，却在边境地区留下了不少痕迹。3月中旬，当中国军队完成作战任务撤回国内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开始显现——双方在战争中俘获的军人如何处理？ 战争硝烟刚散，中国便于3月5日主动向越南外交部发出照会，提议就战俘交换事宜进行协商。这一善意之举本应得到迅速回应，然而越南方面选择了长时间的沉默，对中国的提议置若罔闻。 面对越方的消极态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4月中旬亲赴河内，希望打破僵局。当时的河内气氛紧张，韩念龙一行受到冷淡接待。会谈桌上，越方代表态度强硬，不断提出各种附加条件，试图将战俘问题与其他政治诉求捆绑。韩念龙则坚持以人道主义原则为本，通过耐心沟通和巧妙周旋，最终使谈判出现转机。 在韩念龙访越期间，国际红十字会也派出代表前往中越两国，希望了解战俘状况并监督交换过程。两国对红十字会代表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方面主动开放战俘营，允许国际人士全面考察俘虏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而越南则拒绝红十字会代表进入其战俘营，不提供任何相关资料，这种反常举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疑虑。 眼见谈判进展缓慢，中国决定采取主动。1979年5月12日，北京各大报纸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受权声明，宣布＂中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于近期首先释放一批越南战俘＂。这一单方面宣示立即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多国记者纷纷前往中越边境，期待报道这一人道主义行动。 在国际舆论的聚焦下，越南方面终于让步，同意参与战俘交换，但要求将首次交换时间定在5月21日上午10点。这一让步背后，是越南不愿在国际社会面前进一步损害形象的考量。 5月21日，在友谊关边境口岸，第一批战俘交换在国际媒体的镜头下顺利进行。交换现场秩序井然，中国方面的组织工作得到国际观察员的赞许。双方随后约定了后续四次交换的具体日期：5月28日、6月5日、6月13日以及6月22日。 当人们以为战俘交换会平静收尾时，谁也没想到在最后一次交换中，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一幕：1979年6月22日，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许开良，在即将跨过国境线时突然停住脚步，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不仅震惊了现场所有人，也成为这场战俘交换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中国代表表现得冷静而得体。他向许开良表示，中方尊重他的个人意愿，会向有关部门转达他的请求。这种尊重个人选择的态度，也赢得了在场国际人士的认可。 越南代表则表现出明显的愤怒和尴尬。他们立即起身抗议，指责中国＂事先策划＂了这一＂丑剧＂。然而，当被建议与许开良直接对话时，越方代表却回避了，这种反常表现更加引人深思。 不甘示弱的越南代表很快拿出一份文件，声称这是中国战俘刘玉不愿回国的声明，要求中方也应接受。但与许开良公开表态不同，越方拒绝让所谓的＂刘玉＂露面，使得这份声明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中国代表则要求见到刘玉本人，但越南方面坚决不同意，这种差异化处理让国际观察员看清了两国的真实态度。 随着战俘交换的结束，回到各自祖国的战俘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战俘返回后，首先被送往广西凭祥市休整。他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医疗服务，伤势轻微的甚至可以提出直接归队的请求。有一位小战士担心自己被俘会影响军旅生涯，反复向指导员解释自己＂没有背叛＂的经历。指导员不仅表示理解，还强调＂只要没有屈服于敌人，就很了不起＂，这种包容态度体现了中国军队对战俘的人性化对待。 反观回到越南的战俘，等待他们的却是严苛的＂回国俘虏审查＂。他们被要求详细交代在中国期间的一切行为，甚至连吃了多少罐头、穿了几件衣服都不能遗漏。更可怕的是，为了尽快结束审查，许多人开始互相揭发，编造他人＂变节＂的情节。越南当局以＂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将很多战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 许多曾在中国战俘营享受人道待遇的越南战俘，回国后遭受如此对待，深感失望和后悔。有些人出狱后选择到中越边境做小生意，希望能够接近曾经善待他们的国度。还有像伍开朗这样在战俘交换前就请求留在中国的幸运者，获得了新生活和工作的机会。 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黄大元，这位越南人返回中国后，定居在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附近，专门制作价格低廉的花圈。在他心中，每一个花圈都是向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烈士表达歉意和赎罪的方式，他决心用余生守护着这份特殊的情感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