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还用枪托捅了她的腰部，盛国玉紧张得不敢动。 渣滓洞原本是一个名为程尔昌的小煤矿，位于重庆郊区。 由于其煤质差，这个煤矿得名“渣滓洞”。 程尔昌不仅经营着煤矿，还涉足其他行业，但他最终在1931年破产，并在死于癌症后，煤矿被债主接管。 尽管渣滓洞的煤矿效益低迷，但它地理位置偏僻且易于防守。 1943年，军统将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时，原本关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被转移至渣滓洞。 渣滓洞与白公馆的距离并不遥远，仅有四五华里。 它三面被山脉环绕，仅有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作为唯一通道。 渣滓洞四周被修建了高墙并加设电网，外面则布置了岗哨。 渣滓洞的牢房并不多，最多能容纳三百余人。 1948年，渣滓洞的管理开始变得更加严苛。 在此之前，犯人们的生活相对宽松，甚至有机会与看守们互动，打篮球。 然而，到了秋天，严刑逼供成为常态，图书室也被撤销。 与渣滓洞相对，白公馆的历史更为悠久。 最初它是四川军阀白驹的私人别墅，主要用于其小妾居住。 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公馆被军统局购买并改为看守所。 白公馆主要关押的是高级政治犯，关押的人员包括一些著名的革命志士如黄显声、廖承志等。 抗战结束后，白公馆再次恢复为军统的看守所。 1949年，杨虎城和宋绮云等人被秘密处决。 10月，更多的政治犯遭到杀害。 至11月，蒋介石决定在解放军逼近之际，对剩余的犯人进行大规模处决。 白公馆的犯人人数较少，当天便完成了29人的处决。 相比之下，渣滓洞的关押人数高达百余人为了迅速处理大量政治犯，特务们先是将囚犯们集中关押在几个牢房里，然后用机枪扫射。 紧接着，特务们走近每个倒地的囚犯，逐一补枪。 其中有十五名犯人在猛烈的枪击和大火中侥幸逃生，而唯一幸存的女性则是盛国玉。 盛国玉年轻时完成了在垫江简易师范学校的学业，原本的生活规划是成为一名教师。 然而，余梓成通过别人介绍与盛国玉结婚，但他的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余梓成向妻子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开始向她宣讲革命理念。 盛国玉被深深吸引。 1948年，盛国玉被叛徒出卖，未能等到组织批准她入党便被捕。 她被关押在渣滓洞，与江姐同住在下铺。 然而，在与江姐的接触中，盛国玉不仅看到了反动派的暴行，更被江姐坚定的革命信念所鼓舞。 11月，江姐和李青林这两位革命女烈士被从牢房中带走，特务们告知她们将被转移至其他地方。 随后，江姐和李青林的惨死被确认。 紧接着，监狱内的警戒级别更高，每个囚犯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11月27日，监狱内的气氛依旧平静。 然而，晚上，二楼的部分同志注意到监狱前院的灯光和频繁的人员进出。 通过提前得到的情报，有同志意识到，解放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重庆。 晚餐后不久，特务们开始集中准备，几批被提走的囚犯让人不禁揣测。 盛国玉和其他女牢的战士们随即被告知要移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 特务们已开始密集地调整监狱内的牢房安排，将女牢的同志集中到楼下。 紧接着，机枪的扫射如洪流般喷涌而出。 胡其芬等同志为保护两个年幼的孩子，拼尽全力将其藏匿在床下。 然而，子弹还是将她们射杀。 特务们对倒在血泊中的革命战士们进行补枪。 盛国玉曾在枪声中倒下，随后因被认为已死，未被补枪。 此时，监狱的门口燃起了熊熊烈火。 盛国玉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艰难地爬起。 在浓烟中，她最终冲出了被烧毁的牢门，扑进了监狱院内。 她躲进附近的男厕所中暂时避难。 翌日，几名勇敢的市民发现了她的踪迹，并将她救出了渣滓洞。 她被送到附近的兵工厂家属的家中，衣衫褴褛的盛国玉换上了普通的衣物，隐藏身份。 几天的艰苦跋涉后，盛国玉终于得知重庆已经解放。 她向磁器口一带进发，但由于高烧和长期未进食，身体极度虚弱。 幸运的是，她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宣传队的学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她被送到了医院，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盛国玉在高滩岩医院昏迷之际，不由得想起了在监狱中牺牲的战友，尤其是胡其芬。 她最终康复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