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召开，而我国作为此次会议的重要参与者，派出了规格空前的外交使团。在为期将近三个月的会议日程里，我国的外交人员们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同各国参会使团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而这段故事也被铭记在历史之上。 1954年7月18日晚，花山别墅内笑声盈盈。世界著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正与周恩来总理愉快交谈，仿佛多年好友。这位因参加＂美国进步文化运动＂而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流亡瑞士的艺术家，此刻与新中国的总理相谈甚欢。 然而，就在三个月前，这支中国代表团刚刚踏上日内瓦的土地时，西方世界对他们还充满陌生与戒备。 那是在1954年4月20日，北京机场。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日内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意义非凡。 4月24日下午3时，当周恩来率团抵达日内瓦机场时，各国记者蜂拥而至，特别是美国记者，他们几乎从未与中国共产党官员打过交道。周恩来身穿得体大衣，微笑着向迎接人群致意，展现出自信从容的气度。跟随他的是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组成了一支精英团队。 中国代表团向记者散发了一份特别准备的材料——周恩来的个人简历，其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这一表述。第二天，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描述：＂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为了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偏见，周恩来指示为外国记者举办电影招待会。当《1952年国庆节》在日内瓦的银幕上放映时，350人的放映厅座无虚席，甚至有人站着观看。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更令人惊叹的是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放映。周恩来亲自指导，在请柬上写道：＂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巧妙地架起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放映时，观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许多人在影片高潮时跟着抹起了眼泪。一位印度记者看后感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1954年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国联大厦内灯火通明。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谈判，各方代表终于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同日，《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获得通过，尽管美国代表拒绝参与签字。这一刻，印度支那地区迎来和平曙光，而中国外交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望6月初，会议曾一度陷入危机。朝鲜问题谈判破裂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面对困境，周恩来坚定地说：＂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 谈判的关键在于各方对越南军队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周恩来提出以退为进的方案：＂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这一策略得到了莫洛托夫的赞同。 6月12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垮台，会议再次面临破裂危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暗中希望会议失败，以便对印支进行军事干预。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展开了一系列穿梭外交。6月16日，他紧急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17日又会见了法国外长皮杜尔，提出了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的新方案：＂中国愿意看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我们愿与之和平共处。＂ 这一方案创造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谈判空间。6月23日，周恩来赶到伯尔尼同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面，提出分两阶段处理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推动法越双方开始高级别的秘密会谈。 7月初，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越方可接受以16度线划界，而法国坚持18度线。此时，周恩来专程回到广西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协商。三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停战。 回到日内瓦后，周恩来继续密集会见各方代表。7月18日，他对艾登提出国际监督委员会由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三国组成的方案，突破了莫洛托夫原来拒绝让北约成员加入的设想，解决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重大问题。 周恩来还积极介入老挝问题谈判。7月18日，他与老挝代表萨纳尼空会谈，提出老挝抵抗力量的集积区可在丰沙里、桑怒两省及伦不拉邦部分地区，这一建议符合老挝抵抗部队现有力量。第二天，他又会见孟戴斯-弗朗斯，同意法国在老挝保留一个基地，条件是将基地移到南部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