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8岁张大千，向女儿闺蜜徐雯波求婚，洞房花烛夜，16岁徐雯波羞答答地喊道：“伯伯，”张大千连忙捂住徐雯波嘴巴，说道：“从今天开始，叫我大千。” 1943年的成都青羊宫，张大千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44岁的他住在这座古老道观里，每天都有人慕名而来，有的是想拜师学画，有的是想求购字画，还有的纯粹就是想见见这位传说中的国画大师。 张大千当时的生活可不简单，院子里住着三个妻子。大房曾庆蓉早就和他离了婚，但还算和睦；二房黄凝素性格泼辣，在家里说话最有分量；三房杨宛君比较温和，平时不太管事。三个女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暗流涌动，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那个改变一切的人叫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班同学。第一次来张家的时候，她才18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裙子，背着个画本，说是想跟张大师学画。张心瑞把好朋友带回家，原本想着让父亲指点一下同学的画技，哪知道这一带，就带出了天大的麻烦。 张大千看到徐雯波的第一眼就愣住了。这个女孩和别的少女不太一样，她很安静，眼神清澈，说话轻声细语，画也确实有几分天赋。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气质，让人一看就忘不掉。 开始的时候，张大千确实是在教她画画。每天下午，徐雯波都会来青羊宫，和张心瑞一起在画室里练习。张大千会过来指点几句，纠正她们的笔法，讲解山水画的技巧。徐雯波学得很认真，也很有悟性，张大千夸她＂有慧根＂。 慢慢地，情况开始变化。张大千开始单独给徐雯波上课，理由是她的基础比其他学生要好一些，需要更深入的指导。后来，他们开始一起吃饭，张大千说是为了在饭桌上继续讨论绘画理论。再后来，张大千的书房门口挂了一道帘子，帘子外面不准任何人靠近。 张心瑞起初并没有多想，她信任父亲，也信任自己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徐雯波从父亲的书房里走出来，眼圈红红的，手里拿着一幅张大千亲自画的仕女图。那幅画画得极美，仕女的眉眼和徐雯波有几分相似，画上还题了字，写的是＂赠雯波小姐＂。 张心瑞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她看着父亲，又看看好朋友，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重重地摔了一下门，那声响在整个院子里都听得清清楚楚。从那天起，张心瑞再也没有叫过张大千一声＂父亲＂。 在1969年的一个深夜，22岁的张心建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看了整整两个小时的铁轨。凌晨两点，他躺了下去。临死前，他在纸上写了八个字：＂这辈子太苦了，不想有来世。＂ 这个结局，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1949年，时局突变，张大千决定离开大陆去台湾。他匆忙买了船票，但只买到了两张半。两张给了他自己和徐雯波，半张给了二房黄凝素的女儿张心沛。一岁的张心建，被留了下来。 徐雯波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眼泪流个不停。她想带走孩子，被张大千拦住了。＂孩子会拖累你。＂张大千说得很坚决，＂太小了，路上不安全。＂ 就这样，张心建被托付给了张大千的前妻曾庆蓉。曾庆蓉是张大千的第一任妻子，早就离了婚，但人还算厚道，愿意帮忙照看这个孩子。不过，她对这个孩子谈不上喜欢，只是当个任务在完成。 张心建从小就是个沉默的孩子。他不爱说话，胆子很小，从来不问自己的父母在哪里。每年生日，只有邻居家的一个老奶奶会给他送块糕点，除此之外，再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 张大千到了台湾后，很快就安顿下来，继续他的绘画事业。他在台北开画展，收学生，名声越来越大。 张心建长大后，才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你是张大千的私生子。＂＂你妈是你姐的朋友。＂＂你爸娶你妈的时候，她还在上学。＂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他心上。 他不信，后来又信了。他试着给张大千写信，一封、两封、十封，全都石沉大海。他去找工作，一听说他是张大千的儿子，第二天就被拒绝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大千是＂逃台文人＂，是＂反动分子＂，他的儿子自然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张心建谈过女朋友，女方家长一知道他的出身，立马就不同意了。他开始恨张大千，也恨徐雯波，更恨把自己养成这副模样的曾庆蓉。他换过名字，换过身份证，躲在城市的角落里打工，但一旦被人认出来，就会有人指指点点：＂张大千的种，混得也就这样。＂ 最后一次有人跟张心建说话，是在单位食堂里。有个同事笑着说：＂听说你爸留给你妈几千万。＂张心建没说话，放下筷子就走了。那天晚上，他去了火车站。 就在张心建卧轨自杀的那一年，张大千还在海外忙着办画展。他根本不知道儿子死了，也没人告诉他。直到后来在香港，有个朋友随口提了一句：＂你那个小儿子，卧轨了。＂ 张大千愣住了，眼睛盯着茶杯，十分钟没动弹。第二天，他就立了遗嘱，把90%的遗产都给了徐雯波，其他三房妻子分剩下的10%。张心建的名字，在遗嘱里连个字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