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德国一位63岁的流浪汉，就在为温饱发愁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南京的汇款，2000美元，流浪汉瞬间潸然泪下。
1937年冬天，南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中，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破城门后，这座六朝古都沦为炼狱。大街小巷横陈着平民的尸体，妇女的哭喊声穿透残垣断壁，连秦淮河的水都被染成了暗红色。
就在这片人间地狱里，有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商人却像钉子般扎在废墟中，用单薄的身躯为二十多万中国人撑起生的希望。
这个德国人叫约翰·拉贝，早年间在汉堡当过学徒，后来跟着商船漂洋过海到了中国。要说他和咱们中国人的缘分，得从1911年说起。
那年他跟着西门子公司来北京做买卖，没想到这一呆就是三十年。
1931年他调到南京分部当负责人，还在本地盖了座教会学校，平日里就住在鼓楼区小粉桥的宅院里。要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他本可以当个安安稳稳的外商，赚够钱就回德国养老。
可老天爷偏要让他赶上最黑暗的年月，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冲进南京城见人就杀。
拉贝出门办事时亲眼看见，街边躺着几十具尸体，有个老太太抱着孙子的尸体坐在路中间，日本兵骑着马从她身上踏过去。当天晚上，十几个浑身是血的难民翻墙跳进他家院子，跪着求他救命。
拉贝一咬牙，把大门敞开，又扯了块印着字的纳粹旗子挂在房顶上——那时候德国和日本是同盟，这招还真管用，日本飞机飞过时看见旗子就不往下扔炸弹了。
没出三天，拉贝家就塞进去六百多号人。客厅里打地铺睡满妇女儿童，厨房改成临时医院，连厕所门口都蜷着受伤的老汉。眼看人越聚越多，拉贝开始联络留在城里的二十几个外国人。
他们商量着在城里划出片安全区，东到中山路，西到西康路，拢共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地方有美国教会学校、德国领事馆，日本兵多少得顾忌点国际影响。要说这帮老外真是豁出命了，白天举着红十字旗拦日本兵，晚上还得防着有人翻墙进来抢粮食。
最悬的一次发生在安全区刚成立那会儿，十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要往里冲，拉贝挡在大门口用德语破口大骂。带头的军官认出他胸前别着的纳粹党章，愣是没敢动手。
后来日本政府三天两头给德国使馆递抗议信，说拉贝破坏"大东亚共荣"，可柏林那边忙着准备打欧洲大战，压根顾不上管南京的事。
倒是拉贝自己琢磨出个办法，他把每天见到的暴行都记在本子上，连拍带画攒了二百多页材料，托人送到希特勒跟前。可惜这些血泪控诉石沉大海，反倒让日本人对拉贝恨得牙痒痒。
就这么提心吊胆熬了五十多天，安全区里硬是保住了二十五万条性命。难民们给拉贝起了个外号叫"活菩萨"，有个教书先生把自己祖传的玉佩塞给他，说等太平年月一定要回来看看。
可还没等南京城喘过气来，德国政府一纸调令把拉贝召回去了。临走那天，上千难民堵在路口不让他走，好些人跪在地上咣咣磕头。拉贝红着眼眶把自己最后半袋大米留给孤儿院，揣着那本没写完的日记登上了轮船。
回到柏林的拉贝没过上安生日子。纳粹嫌他多管闲事，盖世太保把他抓进监狱审了整整一年半。等二战结束，苏联人又把他当战犯关进集中营。
好不容易放出来，西门子公司只让他干些跑腿打杂的活，全家老小穷得揭不开锅。最惨的时候，拉贝带着三个孙子在垃圾堆里翻菜叶子，寒冬腊月连件厚棉袄都没有。
这时候南京城的百姓可没忘了恩人，1948年开春，国民政府收到消息说拉贝快饿死了，马上发动全城募捐。卖菜的阿婆把压箱底的银镯子都捐出来，拉黄包车的师傅跑一天车钱全塞进捐款箱。
不出半个月就凑了整整一亿法币，换成美金有两千块。钱寄到德国那天，拉贝捧着汇款单哭得说不出话，这些钱不光让他全家熬过寒冬，还治好了小孙子的肺炎。
后来的故事就带着点宿命的味道。拉贝去世前把日记本交给外孙女，千叮咛万嘱咐要交给中国人。
1996年这摞发黄的笔记本在纽约公开展出，全世界这才知道南京大屠杀有多惨。如今去南京大学边上还能看见拉贝故居，青砖小楼里摆着他用过的打字机，墙上挂着当年那面救命的纳粹旗。
要说最让人唏嘘的，是拉贝墓碑上刻的那行字："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这话说得实在，他这辈子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在人性最黑暗的时刻，守住了心里那点善念。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给拉贝的孙子颁了纪念章。那天老爷子摸着金光闪闪的勋章直掉眼泪，说祖父要是知道中国人这么念旧情，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
其实不用他说，南京城的梧桐树记得，秦淮河的晚风记得，那些被他救过的老南京人，至今还会在清明时节往德国寄封信，信里就一句话："拉贝先生，南京的梅花又开了。"
主要信源：（人民网2009.4.30——约翰·拉贝--一个伟大的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