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9日深夜，武汉陆军总医院的走廊静得渗人。年轻漂亮的国军团长夫人陈愉刚走到17号病房门口，门“砰”地撞开，两个男人冲出来捂住她的嘴，拖进了黑洞洞的房间。热水壶摔在地上的声响还没散，六个国民党军官就围了上来，布料撕裂声和粗重的呼吸在狭小空间里炸开。她拼命挣扎，指甲在第一个扑上来的男人脸上划出血痕，却被反手甩了一巴掌，接着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不知过了多久，当她从剧痛中清醒，发现内衣碎片散落在水泥地上，窗外的路灯把窗棂的影子割成碎块，像极了她被撕碎的尊严。 这个总被护士夸“有教养”的团长夫人，此刻头发里卡着烟头，后背贴着冰冷的墙根。谁能想到，三个月前她还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替丈夫接受勋章，如今却因娘家失势、丈夫重病，成了恶徒眼中“好欺负”的羔羊。院长第二天递来的“和解方案”里，五百块银元在纸上烫出个洞：“您丈夫的药不能停，孩子还小……”话没说完，陈愉就把带血的手帕甩在桌上：“我父亲在战场上断了胳膊都没皱过眉，你们要我拿尊严换药片？” 病床上的楼将亮气得浑身发抖，咳着血抓住她的手：“去告！就是死，也要拉他们垫背！”可军法处的门槛比青天还高，接待员斜睨着她打补丁的旗袍：“这种事闹大了，您一个女人家……”直到妇联的周大姐带着二十多个姐妹堵在门口，把油印的《医院暴行实录》撒得满楼都是，那些人才慌了神。 更难的是巷子里的唾沫星子。不知谁传她“主动勾搭军官”，菜贩往她篮子里丢烂菜叶，邻居大妈抱着孙子绕道走。最狠的是小儿子被劫走的四天——当她在锅炉房找到孩子，他的棉裤上全是煤灰，脖子上五道指痕青得发紫。抱着孩子路过17号病房时，崔博文正靠在门口抽烟，冲她弹了弹烟灰，那副得意的样子让她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咱们陈家的人，腰杆子断了也得撑着。” 转机是周大姐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相机。镜头对准陈愉后背的淤青时，她咬着牙没掉一滴泪：“拍清楚点，让全武汉的人看看，他们怎么糟践人！”三天后，报纸头版登出她抱着孩子的照片，标题像把刀剜进人心：《将门之女医院遭六恶徒轮奸，权势之下谁来护弱女？》。这把火烧得太旺，连南京的宋美龄都发了话，蒋介石的电报直接拍在武汉高官的办公桌上。 但那些人还在负隅顽抗。六个恶徒被关了十二天就弄来“肺结核证明”保外就医，在医院里照样晃荡。直到白崇禧亲自下令彻查，卫兵冲进病房时，他们还在打麻将，桌上摆着没喝完的白兰地——正是用买通医院的脏钱换的。崔博文被按在地上时还在喊“我上面有人”，却没看见陈愉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从他制服上扯下来的铜纽扣。 1949年3月的刑场上，陈愉给两个孩子都穿了新鞋。枪响前，崔博文盯着她胸前的疤痕发抖，而她望着远处的长江水，想起父亲灵堂上那些曾对她鞠躬的人。如今她终于明白，这世道不会自己变公平，得有人敢把血抹在状纸上，敢把眼泪熬成勇气，才能在层层叠叠的乌云里，撕出一道让阳光漏下来的缝。 后来她在纺织厂当女工，总把当年的珍珠发卡藏在针线盒底。有人问起疤痕，她就说：“这是老天给的印记，提醒咱们，再苦的日子，也得挺直腰杆往前闯。”那些藏在旧报纸里的故事，那些在历史褶皱里的哭喊与抗争，终究让后人懂得：尊严从不是别人施舍的，是像陈愉这样的女人，用血肉之躯在荆棘路上，硬生生踩出的一条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