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三强走在大街上，突然被一衣衫褴褛的老人拉住，90度鞠躬：“给我点钱！”钱三强掏出钱递给老人时，突然大惊失色道：“你怎么变成这样？” 这位老人，面对钱三强的询问，选择了沉默地转身离去，他边走边低语：“我们不认识，我们也从未见过。” 钱三强紧紧抓住老人的手臂，拒不放手。他深知，这位老人正用自己的行动，保护着他的安全和前途。 叶企孙，这个名字在中国科学界几乎家喻户晓。他一生中培育了79位院士，包括被誉为“力学之父”的钱伟长，以及“卫星之父”赵九章等杰出科学家。 叶企孙不仅是科学家的恩师，也是中国科学界的支柱之一。他创立的理学院，推动了清华大学成为中国顶尖高校之一，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科技人才。 1898年，叶企孙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展现出儒雅的气质。 13岁那年，他考入了清华学校，成为清华的第一批学生。不久后，20岁时，他远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23岁，叶企孙震惊世界，研究出了普朗克常数h值的精确值，这一成就被国际物理学界认可，并使用了16年。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叶企孙将在美国物理界大放异彩时，他却作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告别了留他的导师，前往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考察物理研究所。 此行后，他选择回国，回到清华大学成为一名物理教师，投身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伟大事业中。 在叶企孙27岁那年，正值清华大学大学部新成立之际，物理系仅设有21个科目，由两位老师负责，其中叶企孙一人担纲物理、电磁、光学等多个科目的教学任务。尽管工作量巨大，他的工资却未有任何增加。 面对外界对他归国教书的质疑，叶企孙只是淡然一笑，他说：“我是一名中国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 对于叶企孙而言，科学救国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项需要众多人才共同努力的事业。 叶企孙一生未婚，他将自己的学生视若己出。他不仅是学生们的老师，更是他们的恩人和家人。例如，他为王淦昌买火车票，亲手包饺子，赠送大衣，这份深情最终助王淦昌成为了中国核弹之父。 叶企孙更是超脱常规，邀请仅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担任助教，并亲自教授他英语，支持他前往剑桥深造，华罗庚后成为一代数学大家。 叶企孙对才能的珍视无处不在。当钱三强、钱学森等人无处安居时，他慷慨将自己的住所让给他们。他还资助李政道出国留学，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时，激动地说：“叶企孙老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企孙不仅在清华大学理学院创办理科研究所，并设立了航空、无线电等五个研究方向，他还带领学生参与游行，与敌人交涉，保护学生的安全。 在物资极度缺乏的艰难时期，叶企孙还利用清华大学的名义筹集资金，购买药品和设备，并组织生产无线电发报机，支持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叶企孙晚年，他的生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面临困境，他的贡献仍被世人所铭记。 一位美国外交家归国后，曾在报纸上赞扬中国晋察冀地区在炸药技术上的先进程度，与美国不相上下。 这篇文章间接地提到了叶企孙及其得力助手熊大缜在炸药研制上的杰出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地雷战的策略有着重要影响，使他们成为了抗战背后的无名英雄。 不幸的是，熊大缜在26岁时遭到敌人的迫害，令人痛心。而叶企孙，年逾古稀，也没能幸免于难。他被敌人以捏造的罪名逮捕并受尽拷打，但在面对严刑逼供时，他始终保持着科学家的尊严和坚定，只说：“我是科学家，从不说假话。” 在生命的晚期，叶企孙遭遇了巨大的困苦。身无分文，流浪街头，他的伟大成就似乎被时代遗忘。然而，直到72岁那年，他在街上偶遇了自己的学生钱三强，这才重新被世人认出。 1977年，叶企孙病逝。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心思仍旧牵挂着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人们贴近他，尽管他已经意识模糊，依旧可以听到他低语的声音：“回清华……”这一刻，凝聚了他一生对科学教育的执着和梦想。 叶企孙深知，国家的强盛与否，科学技术是关键。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国人不好科学，不知20世纪皆科学所赐，中国之落后，在于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在于科学之落后。” 1992年，王凎昌与吴健雄等127位院士共同上书清华大学，建议为叶企孙铸造铜像，以纪念他对中国科学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三年后铜像才在清华校园矗立，有人遗憾地说：“清华欠他一句道歉。” 但叶企孙的铜像以其温和而深邃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他深爱的学生们，以及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强国梦，昭示着他对科学、对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无尽热爱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