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邓玉芬和小儿子在山洞中躲避日军搜捕，不料，小儿子哭闹吵着要回家时，小鬼子正在外面，然而，没想到，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她选择用棉絮塞进儿子嘴里。 1891年邓玉芬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的水泉峪村。尽管家境贫寒，她仍然坚信通过辛勤劳动能改善生活。 年少时，她嫁给了任宗武。婚后，两人并无自己的房屋和土地，只能居住在亲戚家中，靠租借地主的几亩地勉强糊口。 尽管如此，邓玉芬始终保持乐观，与丈夫一起，通过种地和收割勤劳工作，终于养育了七个儿子。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的余波中，日军将邓玉芬家乡纳入其伪满洲国版图。 邓玉芬和丈夫不忍心做亡国奴，于是做出艰难的决定：让三个年长的孩子外出打工，自己则带领几个年幼的孩子到猪头岭上开荒种地，艰苦度日。 邓玉芬对日军的暴行深恶痛绝，她反复告诉自己和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1940年，局势有了转变。八路军第10团挺进密云山区，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抗日革命根据地。邓玉芬一家居住的猪头岭附近出现了八路军，村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八路军向村民宣讲抗日政策，让邓玉芬和乡亲们坚信只要团结一致，就能把日军赶出去。邓玉芬夫妇决定尽自己所能支持抗战，即使家中无钱财，也要贡献劳力。 邓玉芬夫妇决定让在外干活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回来，加入当地的白河游击队。不久后，三儿子也因无法忍受地主的欺凌，愤而归家，知道游击队缺人后，邓玉芬亲自将他送往战场，鼓励他为国争光。 她的三个儿子随后随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她托人传话给他们，要他们专心战斗，不必担心家中。 1941年，日军在密云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制造了残酷的“无人区”。 这一年，战争进入了最为残酷的阶段。邓玉芬再次行动，将在外干活的四儿子和五儿子召回，加入抗日的残酷斗争中。 每次孩子们上战场，邓玉芬和丈夫的心都在滴血，但他们明白，为了国家的解放，这是必须承受的痛苦。 1942年春，邓玉芬一家决定重返被称为“无人区”的家园开始春耕。 在他们曾离开的岁月中，那里的房屋已被日军破坏。邓玉芬先是让丈夫带四儿子和五儿子回到山里搭建简易的窝棚，为全家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 然而，悲剧接踵而至，她的丈夫和五儿子不久后便被日军残忍杀害，四儿子也被俘虏。得知这一噩耗时，邓玉芬晕倒了。 苏醒后，她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家中顶梁柱已失，而三个在战场上的大儿子生死未卜。 尽管所有乡亲都劝她远离危险的“无人区”，她却坚定地擦干眼泪，带着两个小儿子说：“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了！” 这样，邓玉芬带领着两个年幼的儿子，重返猪头岭的无人区，继续耕种，支持抗日。 1942年秋，大儿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43年，被俘的四儿子在日本监狱中因遭受毒打而死。同年秋，二儿子负伤归来，因缺乏治疗而在家中去世。 邓玉芬的家庭不断遭受打击，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因为她必须为那些还在抗战的人提供支持。 她将家变成了八路军战士的临时住所，照顾每一个像儿子一样的战士，尽管家中仅有粗粮，她也尽力为伤员提供营养，时常将几只买来的老母鸡和鸡蛋送给他们，而自己和孩子们则几乎以野菜为生。 1944年春，随着战争的加剧，日军开始疯狂扫荡北京密云区的猪头岭地区，意图肃清该区域的抗日力量。日寇再次对猪头岭进行了长达7天7夜的扫荡。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邓玉芬带领她的六儿子和七儿子加入了逃亡的群众。不幸的是，在逃亡过程中，她与六儿子走散了，只能背着七儿子继续前进。 他们和其他村民躲进了一个附近的山洞。在那里，环境阴暗潮湿，缺乏食物和水源，连续数日的艰难环境让所有人都处于极度困境，尤其是孩子们。 邓玉芬的七儿子因饥饿和高烧不断哭闹，恳求回家吃饭。但外面的日军搜寻仍在继续，邓玉芬只能安慰他，让他等待。 在这种绝望中，邓玉芬发现不远处有日军的活动。出于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她情急之下用破棉袄的棉絮塞住了儿子的嘴巴，以阻止他的哭声。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日军终于撤离。邓玉芬急忙将棉絮从儿子嘴里取出，但发现孩子的脸色已经是青紫，呼吸几近停止。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孩子才慢慢恢复。 然而，由于持续的饥饿和疾病，那天晚上，这个连大名都未定的小孩在母亲的怀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和牺牲后，邓玉芬依然坚持抗战到底。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她带着六儿子——唯一幸存的孩子，前往丈夫和其他孩子的坟前分享这个胜利的消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了她无限的安慰，尽管家中只剩她一人，她知道自己和丈夫及儿子们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