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林彪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场。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道：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国际形势和政治需求的背景下，展现出对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交流能力，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选择了林克作为他的英语老师。 在林克的记忆中，1954年11月的一天特别难忘。在广州，毛泽东年逾花甲，却诚恳地请求林克，“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吗？” 毛泽东不仅仅把林克视为外事秘书，还把他当作英语学习的引路人。此后，无论工作多忙，毛泽东都尽可能地抽时间学习英语，甚至在不能按时学习时，还会写信给林克说明情况。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因感冒暂停英语学习，他在信中对林克说：“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 毛泽东中南海内的故居，至今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词典》，这些都是他学习英语时不可或缺的工具。 林克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日常：无论是清晨天色未明，还是一日三餐前后，甚至在游泳、登山、散步之后，毛泽东都会抽时间学习英语。连在开会或接见国内外宾客之后，以及经过长时间紧张的工作之后，他也不放弃学习。 即使在外地巡视工作期间，不论是乘坐火车、轮船还是飞机，除非有重要会议或身体不适，他都持续学习不断。 毛泽东学英语不仅仅是为了语言本身，而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尤其是理论知识。 林克提到，毛泽东认为读理论书籍，如逻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十分枯燥。因此，他采取了阅读英文版马克思列宁著作的方法，既能学习英语，又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毛泽东对学习十分认真，他会在书籍的边缘用铅笔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的不同意义。晚年视力下降时，他改用大字和粗笔重复注释，比如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被他从头到尾密密麻麻地注上了注解。 毛泽东还经常给林克写信，请求他帮助查找并注释自己不认识的英文单词。例如，1959年12月17日，他请求林克查阅《北京周报》上的一篇文章，并注出他不认识的所有单词。 又如1960年，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英译本表现出浓厚兴趣，要求林克询问并索取两本，一本自用，一本赠给林克，以便共同学习。 林克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中的谦虚态度。他在学习中从不害羞，即使发音错误，也会大声朗读、反复练习直至正确。毛泽东的这种学习态度，尤其是他的谦虚和勤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便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毛泽东也将英语学习作为一种乐趣，无论是在天津、济南、南京还是上海的巡视途中，他都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英语。 1958年的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了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汇集了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多个省市的委书记，讨论的议题广泛而深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看似与会议主题不直接相关却又极具前瞻性的观点：领导干部应当学习外语。 “外国文也要学，除非发烧三十九度，病得要死。我六十多岁了，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外国文可以休息脑筋。搞个十年计划。” 几个月后的9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长江流域巡视。这一次，他的行程涵盖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多个省市，沿途参观了工厂、矿山、学校和公社。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乘坐汽车，每天要在路上度过六七个小时，途中颇为辛苦，但毛泽东依然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英语。 毛泽东的英语学习方法也颇具特色。他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并非从简单的单词学起，而是选择了一些适合自己的时事消息和短评开始，这些材料的生词较少，更适合他的学习习惯。 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他又开始阅读更长的政论文章。这种针对性的学习方法，使他能够顺利地阅读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甚至在接见外宾时，用英语读起文章来，准确而流畅，使外宾感到惊讶。 1970年4月，《参考资料》第1076期引入了一个创新的编辑策略——在引入新术语“地面导弹”时，旁注其英文原文。毛泽东对此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理解新术语的确切含义十分有用，应当在今后遇到新名称时继续采用。 几个月后的6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外宾会晤时，巧妙地提出“CHINA”这一英文单词与“CHIN”的联系。 此外，毛泽东偶尔在党内通信和信件中使用英语单词，如在1959年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信中使用了“Good morning”，以及在1965年关于艺术学科自由表达的信件中提到“Model”。 这种“洋为中用”的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