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的某一天，戴笠之子，戴善武，在一座冷清的刑场中跪地，双手被牢牢捆绑。这一幕，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终结，更是一个昔日权贵家族悲剧的缩影。 1926年的春天，29岁的男青年毅然决然地走进了黄埔军校的校门，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这一改名，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预示着他与中国近现代史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紧密联系。 戴笠很快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成为了国民党军中一把锋利的剑，特别是在暗杀和谍报活动中表现突出。随着戴笠的声名鹊起，他的家族也因此声势显赫，尤其是他的独子戴藏宜，从小在父亲的荣光下长大，养成了一种纨绔的性格。戴笠将戴藏宜送至上海的大同大学，希望能够磨练其性情，然而戴藏宜并未能完成学业，最终返回浙江江山县的保安乡。 戴藏宜，也称戴善武，1915年出生，回到老家后，一度尝试投身教育事业，成为了一所小学的校长。然而，他在乡里的行为却并不光彩，经常欺男霸女，为非作歹。如果不是在25岁那年加入了军统局，戴藏宜或许还能以小学校长的身份，安稳地度过一生。 然而，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藏宜执行一项极端任务：暗杀他的老乡、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华春荣自1927年起便担任广渡乡乡长，以其公正和善行赢得了乡亲的广泛尊敬。他曾因揭露戴笠的不法行为而“三气戴笠”，这在保安乡流传甚广。 华春荣在次年(1938年)开始利用其乡长的身份为地下革命活动提供掩护，并于1939年成功领导当地工人罢工，提高了工资标准。正当他完成公务从广渡乡返回家中的路上，遭到了戴藏宜安排的刺杀。 戴藏宜因这次行动获得了国民党的奖励，而他的政治生涯也因父亲的提携而一路攀升。到了1944年，他已是军统局少将专员、江山县参议员，还兼任了县银行的董事长。 1949年5月，随着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江山县的解放在即。面对不断逼近的解放军，戴藏宜决定带着家人和积累的财富逃往台湾。他收拾好黄金、美钞、银元以及美式手枪，准备离开。然而，在前往福建的途中，他和家人遭遇了国民党的残留武装打劫。 这一切被浦城县军管会获悉，他们迅速派兵围剿这些残匪，并最终将戴藏宜及其他人擒获。戴藏宜在解放军的押送途中成功逃逸，给追捕行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在6月15日，警卫连获悉戴藏宜可能在仙霞岭一个主峰的大庙中与敌军青年军军长开会的重要情报。王辉决定立即行动，指派许静带领一个排和十余名游击队员执行突袭任务。由于目标地点偏远，许静和他的队伍未敢耽搁，迅速出发。 在接近目标地区的过程中，当他们即将通过一个名为“歪源”的村庄时，情况突然变得异常。通过望远镜观察，许静发现整个村庄异常寂静，无一人影，动物也未见踪迹，这种异常让许静高度警觉。他迅速召集了游击队长和班长们开会，分析情报可能被戴藏宜故意泄露，村中可能设有伏兵。 为了应对可能的埋伏，许静果断地调整了战术部署，命令部队分成三路前进，确保在突遇敌人时可以迅速支援。当各路部队即将合围时，中路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二排副排长作为前国民党军的手枪排班长，反应迅速，他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有效的反击。 李令文和许静，两位老战士，在搜捕戴藏宜的行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通过与乡长的合作和对地形的熟悉，他们最终将戴藏宜从山中擒获。戴藏宜被带回保安镇，经过审讯确认了他的身份和罪行。 戴藏宜的命运在1951年1月达到了终点。江山县人民政府在保安乡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戴藏宜的种种罪状，并最终将其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