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国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约为38.87元人民币 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工人转正后月薪大约为30元，虽然听起来不多，但那时的物价却与今天相比相对低廉。 大米的价格仅为1毛5一斤，猪肉大约5毛钱，而白糖和食盐的价格也较为便宜。 然而，，票证制度的存在使得即便有了钱，某些商品也无法购买据。 当时的工资水平稳定，工资表采用的是1950年代制定的标准，直到80年代才开始有所调整。 如果将其与今天的收入对比，30元相当于如今的5400元左右。 1970年代的人们的生活品质依旧无法与今天相比，但也有很多令人怀念的地方。 70年代初，市场上常见的成衣极少，多数人穿的是单一款式的军装或中山装。 与之相伴的还有普遍使用的劳动布工作服。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生活的节奏依旧紧张。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许多人会用这类布料自行缝制衣物。 姑娘们将布料烫过，制造出浅蓝色的效果，然后再将未烫过的布料用作补丁，缝在裤子或裙子上。 “的确良”作为一种化纤布料，十分流行。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的确良”的透气性差、舒适性不高，但在当时，它却是许多人眼中的时尚象征。 对于女孩而言，男朋友送一条“的确良”裙子，几乎等同于如今送上一件奢侈品。 喇叭裤也十分流行。 喇叭裤最初源自于西方，曾是水手服的一部分。 进入70年代后，这种裤子在中国广泛流行。 裤腿从膝盖以下逐渐放宽，形成喇叭状，既展现了身形曲线，又给穿着者增添了几分张扬的个性。 喇叭裤在青少年中间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70年代，许多单位仍然使用筒子楼来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 筒子楼的设计简单，通常是工厂或单位的宿舍，结构紧凑。 在楼道里互相借东西，孩子们一起放学后在走廊里玩耍。 此后，单位开始建设更为现代化的住房，许多人搬离了这些筒子楼。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街头也涌现出了“地震棚”。 这些临时搭建的棚户成为了当时许多人过渡时期的栖身之所。 地震棚的墙面由苇箔、泥土、砖块构成，顶部则覆盖着油毡，冬季时，条件恶劣。 在农村，许多地方仍然依赖传统的土坯房，这种房子虽然原材料便宜，但在自然灾害面前遭遇严重破坏。 面对地震的威胁，农村地区逐渐兴建起了所谓的“地震棚”。 这些临时建筑大多由木材、竹子和其他轻质材料构成，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 在上海，三代人常常住在一个仅有12平方米的房间里，空间狭小且条件艰苦。 传统的“石库门”房子底层是前后两门，前门进入后是一个小天井，接着是“客堂间”，其面积通常在20到28平方米之间。 这样的房子，虽然看似有多个房间，但每个房间的功能并不完全独立。 很多上海居民住在“棚户”区，居民的住房条件极其简陋，房屋不仅拥挤，还缺乏基本的设施。 对于住在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来说，恋爱和社交成为了一个难题。 很多住在棚户区的年轻女孩，往往会谎称住在市区的公寓里。 1979年，知名的国际品牌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最初，可口可乐只在友谊商店和一些外资酒店出售。 同年，国际著名时尚品牌皮尔•卡丹也开始涉足中国市场。 1979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首场时装表演上，皮尔•卡丹带领12名模特展示了最新的时装系列。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时尚品牌进入中国。 与此同时，1970年代，八个样板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主流。 这些作品充满了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形象。 电影在乡村的放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 那时的观众往往需要徒步跋涉几十里路，穿越山岭，只为在乡村的简陋院落中，观看一场电影。 放映员在落日余晖下已经忙碌起来，调整投影机和幕布，许多人争相挤上最前排，将板凳搬到放映机附近。 有的人会爬上房顶、树木，甚至电线杆。 外来的影片，往往会引起观众们的激烈讨论。 尤其是朝鲜的《卖花姑娘》，每一次放映都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参考文献：[1]龚建培.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马王堆系列印花绸设计的考述与反思[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4(4):48-56I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