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冀中军区领导机关陷入重围，战斗激烈，敌人越来越多，司令员吕正操却严令部队不许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 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他的部队被迫进入掌史村。 吕正操迅速部署防线，并命令部队修筑工事。 吕正操认为白天行动容易暴露我方的兵力和位置，且非战斗人员较多，容易被敌人打散。 他指示部队白天只使用轻武器，迷惑敌人。 第一波进攻开始时，敌军仅派出了三四百人，但我军凭借有限的步枪和手榴弹，将敌人击退。 然而，日军再次集结兵力，增派至千余人，连续多次发起冲锋。 每一次冲锋，敌人都被我军用精确的火力迫使后退。 敌人开始使用毒气武器，为应对毒气，我军士兵采用了捂住鼻子的简易防毒方法，有的用大蒜捣成泥涂抹手巾，有的用尿浸湿布条。 敌方增援部队达到两千人，并使用了大量炮火。 尽管如此，吕正操依旧坚守不使用重武器的原则，直到战斗接近傍晚时分。 此时，吕正操判断敌人的指挥系统混乱，没有空中支援，敌军的增援兵力不会超过三千人。 晚上，吕正操命令部队使用迫击炮和重机枪，集中打击敌人暴露的炮兵阵地。 敌人伤亡惨重，吕正操指挥部队实施三路突围，巧妙地通过佯攻牵制敌人。 1922年，吕正操在沈阳参加了军队。 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青年，吕正操很快被分配到旅部担任文书。 他的工整字迹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 张学良发现吕正操的谈吐成熟稳重，颇具文人气质。 不到一年，张学良便决定推荐吕正操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这所学校是东北军的最高学府。 除了学习军事知识，吕正操还积极参与了各类演讲会，甚至开始学习英语。 吕正操逐渐认识到，东北军内部的派系斗争的现象令他深感不满，特别是在他参与过的一些军队调动中。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入关参战，而吕正操也跟随其后。 战争结束后，吕正操被任命为新兵营的营长，但他不愿继续呆在这种低层次的岗位上，遂选择离开部队。 然而，张学良将他召回，安排他担任少校副官。 张学良甚至有意提拔他当师长。 然而，由于某些人的妒忌，吕正操的升迁计划屡遭挫折。 张学良将他送往南京陆军大学学习。 然而，吕正操与人动了手，张学良因此决定将他调回。 1936年，张学良公开表态，誓言带领东北军回家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合作。 吕正操陪同张学良前往西安。 然而，在和谈结束后，张学良计划将蒋介石送回南京，但吕正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任务，并直言自己不愿随行。 在蒋介石到达南京后，张学良被扣押。 吕正操悄悄加入了中国共产。 在他与罗瑞卿的交流中，吕正操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加深。 加入共产党后，吕正操立刻被组织派往抗日前线，迅速接手了东北军的六九一团。 吕正操时刻坚持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吕正操继续投身于国家建设工作。 解放战争爆发后，吕正操被调任东北，担任西满军区司令员。 在此期间，他使得当时几乎完全破损的东北铁路得以迅速恢复。 尤其是在辽沈战役中，铁路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全国铁路的建设中。 在他领导下，铁路通车里程从原来的4690公里扩展到9818公里，机车和车辆的修复数量也达到了885台。 在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进攻和防守离不开吕正操指挥的铁路运输系统。 在敌军频繁轰炸铁路的情况下，吕正操亲自指导抢修工作，志愿军得以顺利获得兵员和物资的补给。 战争结束后，邓小平公开表扬了吕正操。 虽然国家逐渐安定，但吕正操依然坚守在铁路建设一线，亲力亲为。 然而，在他心中，张学良始终是不可忘怀的战友。 吕正操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见到张学良。 但是，直到吕正操去世，张学良并未返回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