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名解放军副军长持枪行凶20分钟，连开10多枪，杀害军政委的爱人，打伤副政委，后自杀于麦子地，堪称我军历史上最严重的行凶事件。 在1925年，河北省武强县迎来了一位日后令人瞩目的军事将领——余洪信。他从一名普通的侦察兵起步，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一步步登上了军队高层。 余洪信作为一名军人，其战斗技能令人叹为观止。他能飞檐走壁，双手开枪百发百中，这样的本领让他成为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角色的原型。 在战场上，余洪信多次负伤，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头顶后方有拇指大的弹片伤疤，喉咙右侧有子弹伤痕，右肩有伤导致比左肩低。 五十年代末期，余洪信担任187师559团团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到1966年12月，他被提拔为187师师长，这是对他军事能力的充分肯定。 在1969年，44岁的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他带领187师在内蒙古集宁执行战备任务，展现出非凡的指挥才能。 然而，余洪信的性格有着明显的缺陷。他对政工干部态度轻蔑，对同级和下级说一不二，动辄训斥责骂。 头部未能取出的弹片给他带来持续的痛苦，每逢阴雨天气就会头痛难耐。这种持续的疼痛或许加重了他性格中的暴躁倾向。 作为军事主官，余洪信工作风格强硬，抓工作稳准狠。他雷厉风行的作风让许多人对他又敬又怕，但也让他逐渐形成了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 在战争年代，余洪信的这种性格或许是一种优势。但在和平时期，这样刚愎自用的性格却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到1970年，当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执行军管任务时，余洪信这种强硬的性格特征开始显露出负面影响。他把地方治理完全按照军队的方式来进行。 1970年3月，余洪信带领63军进入内蒙古巴盟地区执行军管任务。这项为期5个月的任务，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军管期间，余洪信大权在握，却表现出极其专横的一面。他把地方治理完全军事化，对待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态度傲慢无礼。 在巴盟期间，余洪信的恶行逐渐升级。他多次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对普通群众采取非法捆绑和殴打等暴力行为。 一件发生在临河县的事件充分展现了他的暴虐性格。当石家庄地市代表团来巴盟慰问解放军时，因为当地没有组织好欢迎活动，他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将革委会主任和武装部政委张兴旺公开羞辱。 余洪信开始出现生活腐化的问题，并对当地妇女实施侵害，据后来的调查显示，受害妇女多达33人。 这些恶行最终通过群众的举报信传到了总理周恩来那里。63军经过核查后，向北京军区提出了对余洪信停职检查的请求。 1972年5月17日，余洪信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在为北京军区张副政委准备房间。这个细节让他产生了某种预感。 当晚，余洪信和妻子一起去军部礼堂观看文工团演出的样板戏《白毛女》。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因为他平时极少参加此类文艺活动。 在这个时期，组织已经开始对余洪信进行秘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被关注，他的妻子也被安排参与监视工作。 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余洪信的行为变得越发异常。第二天凌晨发生的血案，似乎已经在这个时候埋下了导火索。 这段时间里，余洪信面临的不仅是停职检查的压力，更是多年来积累的种种问题的集中爆发。他的军阀作风、道德败坏和违法行为，终于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 1972年5月18日凌晨2点多，整个63军军部大院还沉浸在夜色中。余洪信趁妻子熟睡，悄然离开了家。 他直奔军直侦察连，以副军长的身份轻易通过哨兵检查。在手枪班，他取走了两支配有实弹的手枪。 当余洪信返回住所时，他的举动惊动了妻子。尽管妻子发现异常并高声呼喊示警，但为时已晚。 随后的20分钟内，军部大院成为了一个恐怖的战场。余洪信首先前往军长阎同茂家，但敲门无人应答。 转而他来到政委曹步墀的住所，当屋内亮起灯光时，余洪信对着窗户连开九枪。这一轮射击导致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当场遇难。 在枪声惊动军部的混乱中，副政委杨兆魁闻声前来查看。由于高度近视，他没能及时识别危险，被余洪信连开两枪击中肩部。 通信员张彦平在试图报告情况时也被余洪信击伤。几分钟之内，一名无辜群众死亡，多人受伤。 更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名被监视的重点对象，余洪信竟然能够从戒备森严的军部大院成功逃脱。这一谜团至今仍未完全解开。 案发后，总政治部立即通报公安部，展开了大规模搜捕行动。国家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通缉令。 为了抓捕余洪信，63军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北京军区加强了内蒙古边界的巡逻，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都被搜查了一遍。 整整一个月的搜寻毫无结果。直到1972年6月，在山西榆次南郊的一片麦地里，两名铁路工人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经过仔细勘验，这具尸体被确认为余洪信。现场发现的两把手枪，以及尸体双侧太阳穴同时有射入口和射出口的特征，表明他选择了双枪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