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得知戴笠的儿子被枪毙后，命令毛人凤把戴笠的后人接到了台湾。等到了台湾后，他们母子三人受到蒋介石的接见，照片上右一为戴藏宜夫人郑锡英，左一为戴笠长孙戴以宽，蒋介石前面站着的是戴笠小孙子戴以昶。 1944年的重庆，军统局内部一位年轻的少将正在处理案件材料。他就是戴藏宜，军统局长戴笠的独子。在军统内部，不少人都说戴藏宜和他父亲戴笠的相貌极为相似，但在处事手段上却有着不小的差距。 戴藏宜出生于1915年，他的母亲是戴笠的原配妻子毛秀丛。1940年，在父亲的安排下，25岁的戴藏宜正式加入了军统，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在军统内部，戴藏宜的升迁速度令人瞩目。仅仅四年时间，他就从一名普通特工晋升为少将专员，成为当时军统局内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少将之一。要知道，当时就连他的父亲戴笠也不过是少将军衔。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陷入混乱。许多军统特务纷纷寻找机会撤离大陆。然而戴藏宜因为要操办祖母蓝月喜的丧事，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机。 在处理完祖母的丧事后，戴藏宜带着妻子郑锡英和孩子们，准备从水路秘密逃往台湾。他携带了大量的金条和美钞，希望能在台湾重新开始。 然而在逃亡途中，他们遇到了正在溃退的国民党部队。这些已经失去指挥的溃兵，对戴藏宜一行进行了洗劫。所有的金条和美钞都被抢走。 当地的解放军军管会很快就得到了戴藏宜行踪的消息。经过缜密的侦查和部署，解放军抓获了这位曾经的军统少将。军管会经过严密的身份核查，认定了戴藏宜的特务身份。 考虑到戴藏宜在军统期间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他作为戴笠之子在特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军管会最终做出了严肃处理的决定。1951年，戴藏宜被依法处决。 戴藏宜留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这场战争为台湾局势带来了转机，使得蒋介石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到了1953年初，台湾的政局逐渐稳定，蒋介石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在回顾往事时，他想起了1946年在空难中去世的老部下戴笠。 戴笠生前建立的特务系统，为国民党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得知戴笠的独子戴藏宜被处决的消息后，蒋介石召见了保密局长毛人凤。 在这次秘密会面中，蒋介石要求毛人凤组织一次秘密行动，将戴笠的后人接到台湾。 毛人凤为这次行动选择了经验丰富的特工黄铎。黄铎曾经在上海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地形和社会环境都十分熟悉。 为了确保行动的隐蔽性，黄铎化装成一名普通的渔民，通过秘密渠道偷渡进入大陆。他首先与潜伏在上海的特工黄顺发和陆秉章取得了联系。 这些潜伏特工在上海公安局内部有关系网络，这为营救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开始着手调查戴藏宜家属的下落。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在上海。特工们开始制定详细的营救计划。 在陆秉章的协助下，郑锡英改换了新的身份。她带着二儿子戴以宽和小儿子戴以旭，在黄铎的护送下，从上海启程前往广州。 这段行程充满了风险，他们需要避开各个检查站的盘查。最终，一行人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成功抵达了台湾。 然而，由于户籍方面的技术问题，戴藏宜的大儿子戴以宏未能随母亲一起离开。黄铎临行前留下了一笔钱，委托陆秉章照顾这个男孩。 三年后，负责照顾戴以宏的陆秉章因特务身份暴露被捕，这直接影响了留在大陆的戴家后人的命运。 在台湾，郑锡英和两个儿子受到了妥善安置。抵达台湾后不久，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台湾方面考虑到戴笠生前的贡献，对这一家人的生活给予了特别照顾。两个孩子都进入了良好的学校就读，家庭生活也逐渐安定下来。 而在大陆，戴藏宜的大儿子戴以宏和女儿戴眉曼在陆秉章被捕后，戴以宏被送到了一家由宋庆龄捐建的孤儿院。 这家孤儿院的条件相当不错，戴以宏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孤儿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使他养成了勤恳踏实的性格。 16岁时，戴以宏离开孤儿院，被分配到合肥市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当时正值全国上下响应＂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主动请缨。 他被调往安徽枞阳县的一个偏远农场，先后担任拖拉机手和修理工。在60年代后期的＂三查＂活动中，他的家庭背景被揭露出来。 戴以宏后来在农场成家立业，与一名女工组建了新的家庭。 另一边，戴藏宜的女儿戴眉曼被戴笠的老厨师汤好珠收养，改名为廖秋美。在养父家庭的环境中，她从小就学会了勤劳持家。 1960年，戴眉曼与一名叫谢培流的汽车厂修理工结婚。尽管当时有人因为她的家庭背景提出异议，但是在当地干部的支持下，这桩婚事还是成功了。 婚后，戴眉曼在上饶一家工厂工作，与丈夫共同抚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虽然后来她所在的工厂倒闭，但一家人依然过着平稳的生活。 1991年的夏天，两岸关系出现缓和，戴眉曼得以前往台湾探望阔别多年的母亲郑锡英。
